试说“蔡元培悖论”----读张耀杰《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 /朱健国文集

两年前的“朱（健国）鄢（烈山）新犬儒论战”，张耀杰认同“鄢论”，指责我是“鲁迅腔调”，“当下中国所需要的是胡适式及鄢烈山式的教人防身的理性建设，而不是鲁迅式及朱健国式的'煽动青年冒险'的攻击破坏”，“他的那本暴得大名的杂文集，害得一家出版社停业整顿了两年。这件事的根本原因当然在于并不文明的新闻出版制度，从另一方面来说，朱健国本人的低级言论也难辞其咎。”当时本拟写一文，请教张耀杰：拙着《不与水合作——伪现代化与现代化的文化冲突》有哪一处是“低级言论”？尔不追究将一部有独立自由共生思想的思想随笔列为禁书并株连其出版单位的“暴力社会主义”，反而以“低级言论”之流言相帮衬，混淆是非，难道想帮忙帮闲？但转念一想，年轻而不明内幕的张耀杰，可能为手握一方“时评权”之“鄢人”所忽悠，但“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吾理应以共生规则兼容之，宽容之。

果然，共生之道总会有收获的。两年后的今朝，素无交往的张耀杰突然来信约稿，又寄赠新着，礼尚师友，恳请批评。这让人想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动情良久——也许张耀杰依然坚持两年前对我的误解，但他似乎相信我是一个“言必行”的共生主义者，相信我不会像有些“伪胡适”那样，一面高唱胡适，一面以种种胜于有司的伎俩在一方领地实行“逆我者亡”，因人废言，党同伐异，以禁止、限制“论敌”自由发表言论为乐事。张耀杰此举，表明他不仅有“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之独特学术研究，且知行合一，已有跳出鲁迅、胡适之争，向蔡元培“兼容并包”共生路径回归的以身作则——时下有一不良倾向，在文化界以鲁迅、胡适划分水火不容的两个阵线，或扬胡贬鲁，或颂鲁抑胡。其实，胡、鲁皆有偏颇，真正值得回归追随的，是兼容鲁迅、胡适的教育大师蔡元培。

2、

考之张耀杰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下简称《路线图》），最让我亮眼的，就是“蔡元培悖论”。

吾之“蔡元培悖论”，首先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偏向一党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悟道“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道甚远——人所共知，蔡元培因有前清进士、光复会组织者，同盟会促进者，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两度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古今中外阅历，形成“兼容并包”之共生思想，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大本营（北京大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新青年》杂志的后台，是凝聚和培养新文化运动人才的伯乐，无论是其任北大校长时，还是被迫辞职离京去沪，组建中央研究院，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皆一以贯之地主张“兼容并包”之共生大道——“兼容并包”是比宽容更圆通高远的共生境界。

谁也没料到，蔡元培摧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却是使中国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主旋律”。国共两党近百年的你死我活斗争，虽然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但“内因是主要的”，主要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政治化的结果——“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从“思想革命”升级为政治革命，分裂为两大政党互斗不休：陈独秀、李大钊直接借《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创建中共，鲁迅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敲边鼓造“匕首”，声称“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实际上以蒋介石国民党为正朔，以“卖艺不卖身”的方式与蒋介石国民党有限合作，默契国民党打压共产党。诚如《路线图》序言所论：“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人有理。这条'不宽容'的逻辑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毛泽东虽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却是拥趸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陈独秀从梁启超那里继承的“新民”说，深深传入毛泽东的骨髓。梁启超说“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陈独秀则在《亡国篇》、《恶俗篇》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复论证国民性改造的核心观点：“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诸多杂文所强调的“改造国民性”，皆是梁启超、陈独秀“新民”说之发扬，毛泽东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主要也就是“改造国民性”——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乃至文革，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新民”说之深刻影响。重国民道德训政，略民主共生制度建设，是新文化运动绵延至今的一大流弊。

这似乎表明“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兼容并包”之共生种子，并不一定能结出“兼容并包”之共生果。

3、

“兼容并包”思想为何不可传递不可再生？蔡元培可能始料未及。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就到前门外中西旅馆拜访陈独秀，邀请他出任文科学长；接着通过陈独秀引来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通过鲁迅请来周作人，在力聘新学名流的同时，同时也兼容辜鸿铭等遗老宿儒。此举，一则是“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二则可能是想向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示范“兼容并包”之共生理想。

惜乎这一示范毫无效果。

首先看陈独秀。

陈独秀早在1904年组织暗杀团时，就因借蔡元培负责的爱国女校设立上海分部而与蔡元培订交，对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非是在1917年1月到北大时才开始感觉。然而陈独秀自小是个专横独断的“不羁之人”，17岁时以权谋之心过继给在东北任职的叔父陈衍庶（此种过继权谋在今日政坛文坛仍然屡见不鲜），得以五次出洋日本，结识章士钊主编《安徽俗话报》后，始终信奉章士钊的“毁党造党学说”，“用狠辣的手段，破坏这腐败的旧世界，另造一种公道的新世界”，大做“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的道德文章，热衷于“陈独秀先生主撰”的一言堂；暗杀团不成就组建革命团体岳王会任会长，继而办《新青年》，再创建中共当总书记，一生坚持爱走极端勇于激进，不给反对派言论自由。虽然晚年对斯大林和中共有所反思，但并未能悟道“兼容并包”的妙处。且还曾与昔日的师友蔡元培、胡适等人撕破脸，将把蔡元培说成是“罪大恶极”，“要像防止鼠疫、霍乱一样，防止蔡元培等人的错误思想。”再看胡适。

胡适自从1917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引出陈独秀更激烈也更极端的《文学革命论》，一直坚持让白话文一统天下，丝毫没有古文白话共生兼容的观念。1917年9月胡适正式到北大，与蔡元培朝夕相处，仍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只“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天天远离“兼容并包”。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和由胡适等6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新青年》，区别只是由一人主编的“安徽人为主体的地方性刊物的格局”，变为由北京大学的6位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真正成为全国性的着名期刊，开启了以普及推广白话文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其思想方式却是恰恰与蔡元培“兼容并包”共生路径背道而驰。胡适后来与陈源、徐志摩等人组合的“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视鲁迅等人水火不容，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责任绝非仅在鲁迅一方的“颠倒反复”。

文化保守派诉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虽有所激烈，但大体是事实，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从始到终，皆是违背“兼容并包”的。即使是以“德先生”“赛先生”的名义剿灭一切旧观念，也是破坏“兼容并包”的。历史证明，就是民主与科学，也不能取代自然规律，仅仅有民主与科学，这世界也会混乱不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自然的共生规律将检验一切学说的真伪。

21世纪新儒家的重现，国共两党的第三次握手，鲁迅与胡适的“双双把家还”，说明新文化运动须重新审视反思。

4、

至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蔡元培悖论”的另一角度——也许“兼容并包”的结果必然是各行其是——如果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导致人人都像蔡元培一样“兼容并包”，岂不是万人一面，千篇一律？人人都是宽容的老好人，这样的世界是否有些单调？

“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是大自然的百花齐放规则。我们无权要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与蔡元培一样，也无权要求鲁迅效法胡适，永远与“体制内”和谐，我们只能希望他们每人在保持自己特色时，明确一条共生底线——无论你的对手有多少毛病，你都要允许其有存在的权力，有自由言论的权利。这世界没有敌人，只有病人；这世界需要争鸣批评，但要杜绝报复。远离“敌人”与“复仇”两种谬论，你就可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种思维不只是宽容，而是共生的境界——宽容往往是建立在自己绝对正确的基础上去怜悯别人，而共生，则是对自己也时时保持一份疑惑，保持一种对暨怀疑一切又尊重一切的怀疑；谁是谁非，不是当事者所能钦定的，只有时间和历史才能检验！在历史的检验尚未到来时，还是在允许对方共生的前提下发展自己吧。

蔡元培当年的“兼容并包”，也许只是停留在宽容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共生大道？

值此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即将到来时，张耀杰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细致钩沉史料，为我们重新反思新文化运动，反思“蔡元培悖论”，提供了可贵的方便。

2007年 10 月1日于深圳早叫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