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4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明确期望告别儒生角色的一年——理论上，有留美硕士、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以《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一书在当年定稿，睿智呼吁警惕新儒学，行动上有《观察》主编储安平在1947年勇敢确认“中共倡导的也是‘党主’，肯定不是‘民主’”（1957年更明确为“共产党，党天下”），并预言：“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2007年可以来一个中国读书人期望告别儒生角色60年纪念。

   整整一个甲子了！六十年来，中国读书人在储安平1947年的起步线上前进了多少？我以为徐友渔是一个好标本——2007年恰好是 徐友渔的“耳顺之年”。徐友渔60年来，是如何彻底告别“儒生情结”成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此文愿为研究徐友渔的“花甲变迁”提供一点史料——徐友渔从一个文革时代的中学生领袖（红卫兵是有深厚保皇“儒生情结”的现代儒生），变为新世纪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有一经典细节，这就是徐友渔放谈焦国标“讨伐中宣部”。

   余杰评徐友渔

   近二十年来， 徐友渔以“谦谦君子”饮誉华人汉语文化界。1998年，香港资深记者蔡咏梅在感叹大陆某学人“学浅气盛”时对我说：“像徐友渔那样的谦谦君子真是难得！”——“彼君子兮”，乃“君子寡欲”、“君子登山”，有公共关怀有独立风骨有博大学问，不以屁股（既得利益）为是非，惟良心（公共情怀）为动力；所谓“谦谦”，谦诚谦冲谦和之大成。2000年余杰有篇《坚守自由的尊严——徐友渔侧记》，其中对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徐友渔有不少高屋建瓴的传神之笔：

   ——外貌很温和，骨子里却有一种不可摧抑的气质。

   ——跟马克斯•韦伯一样，徐友渔也在一手写冷性的学术文字，一手写热性的社会批评文字。

   ——游学牛津、剑桥、哈佛等英美第一流名校并洞察西方当代最新学术思潮，他最终的目的还是扎根中国今日纷繁复杂的现实境况并力图“庖丁解牛”。

   ——徐友渔从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罗素入手，开始了他艰苦的学术道路。他在进入具体的学者和学术着作之前，有一个大的目标和方向，这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他的诸多研究都在围绕着这一轴心展开。

   ——徐友渔对常识和理性的呼唤，尽管不如另一些人“锦上添花”式的、对浪漫和审美的把玩，但对于现实的中国来说，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他把准了脉，知道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

   ——9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爆发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在这场硝烟仍然未散去的论争中，徐友渔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他与上海的朱学勤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为扞卫自由的尊严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自己的一点切身体验

   不过，再多的外在评价，也不如自己的一点切身体验。我是通过三次交往，真真切切体验了徐友渔何谓“谦谦君子”。

   第一次时在2005年3月，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和广东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中国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想邀请徐友渔南下指教，托我代为联络。已被多种学术活动邀请包围的徐友渔，不仅欣然应承，而且在电话中极为诚恳地要求，住一百来元的招待所就行，两人住一间房，千万别花冤枉钱，反复强调不已。事后虽因“有关部门”干扰未能成行，但徐友渔的俭朴厚道，将文革四十年纪念研究置为重中之重，让人感动。

   第二次是2005年7月，我因研究“焦国标真相”，电话访问徐友渔，请他谈谈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事件。在此之前，已有几个重量级的名人委婉谢绝了我的采访。我担心徐友渔也会婉拒，至少不会纵情放谈——徐友渔毕竟“身在屋檐下”，作为“体制内”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他如果直接得罪中宣部，后果可想而知。我甚至自问，这样逼徐友渔是否有些不厚道？但徐友渔不仅坦荡无畏地表示了对焦国标“讨伐”的赞扬，而且深入寻根对知识分子中间一些苛求焦国标的“党文化”言论进行了独到的批判，甚至不惜冒犯与他关系极好的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这让我明白，余杰称赞徐友渔“坚守自由的尊严”，不仅指他对西方哲学和自由主义学说的精通，更在于徐友渔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勇敢践行。

   第三次是2006年3月——我曾有一篇短文《徐友渔的一个细节》详细纪录该事件——

   眼下正在流行“细节决定成功”营销新修炼。吾辈远离商场，无从判断这一经济管理策略的正误。但举一反三，由此悟到，“人品来自细节”。近日思索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着名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的一个细节后，更坚信不移。

   这一细节是这样的——3月28日早晨，邮递员送来3月15日出版的《收获》2006年第2期。随手翻开目录，“亲历历史”中赫然有徐友渔的文革回忆录《我的大串连》。顿然一震，脱口而出：徐友渔何其鲠直正义！

   尚未细读徐友渔之《我的大串连》，这感慨是来自徐友渔近三个月对“收获》借巴金名义发行虚假广告”事件的多次直言批评。

   《收获》乃单月15日出版的双月刊，以双月刊的约稿发稿惯例，徐友渔这篇并非急稿的约稿时间至少在三四个月之前。而这段时间，徐友渔正在一再“论时事不留面子”地批评《收获》—— 一个学者厉声批评刚刚向自己约稿示谊的权威杂志，这需要何等勇气与良知！——

   2005年 12月 18 日，我在《世纪学堂》论坛贴出《<收获>杂志宣布：巴金继续主编２００６年<收获>》，批评《收获》盗已故巴金名义打虚假广告欺诈读者，虽然众多网友支持，但体制内的知名学者大都暂时沉默。

   2005年 12月 24日上午，我与从未谋面的徐友渔通了电话，本以为与《收获》常有联系，且素有“谦谦君子”之誉的徐友渔，至多只会给我说几句“中庸之道”，或者世故地说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不料，徐友渔高声动情地说——

   “近几天来，我每天关注着‘《收获》的虚假广告’事件，这是一个让《收获》非常难堪的丑闻，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本来《收获》（２００５年６期）的‘悼念巴金专号’又是‘巴金主编’，这就够荒唐！然后又来一个‘巴金继续主编２００６年《收获》’的虚假广告，这就太荒唐！太有戏剧性！这事是对广大读者的一个侮辱！《收获》不道歉，说明了《收获》的品位问题。这样的事由官僚机构来做都说不过去，《收获》却比官僚机构还做得差。比方说，一个市长昨天就死了，你今天还报道他在主持工作，这不是太可笑了？！《收获》太愚蠢了，这是叫全国人民都哈哈大笑的蠢事！”

   事后，我将徐友渔这番凌厉的批评公开引用到文章中，网上广泛传播。徐友渔不仅毫无顾忌，而且在2006年2月13日接受央视记者摄像采访时，再次一针见血地批评《收获》对虚假广告事件拒不认错（央视法制频道《大家看法》制作成18分钟的《较真》专题节目于2006年2月20日20时和次日12：30分播出）：

   “一个主编编了一期杂志，这一期杂志的内容是悼念自己的逝世，这件事在逻辑上简直是荒唐得，我觉得是太滑稽了，是一个大笑话！这一点哪怕他们是无意的，哪怕他们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文艺杂志、文艺家的本职就是监督社会，批评就是你的责任之一，他们本来就应该站在这种立场上，就是对一些错误，或者对不良的东西进行批评的。现在他们怎么能够比官老爷还要官气十足？别人批评他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反应是太官气十足了，那种居高临下的，那种傲慢的态度，我觉得这些都是说不过去的。……”

   更为难得的，2006年 3月 24日，徐友渔已经知道《收获》2006年第2期发表了他的《我的大串连》，但下午2时，电话中徐友渔告知我：昨天《新京报》（ 3月 23日）发表江子骏评论《崇敬巴金先生至少要尊重事实》，说得很到位。徐友渔用这番话，再次表明了他认为《收获》坚持说“虚假广告”是为了纪念巴金的“刻意为之”，是“比官老爷还要官气十足”的虚伪！

   俗话说，“吃了人的嘴软，拿了人的手软”，徐友渔却如此“吃了你的饭也还是要批评你”，坚持真理，“威武不能屈”，让人想起法国着名作家左拉晚年挺身而出，痛揭专制虚伪大案为大众伸张正义。

   由此可见，虽然巴金向往的“说真话”精神已遭《收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势利抛弃，但是像徐友渔这样不为私情私谊私利而左右，无所畏惧地担当社会公理良心的知识分子，依然在“中国特色”中“砥柱中流障怒涛，折冲千里独贤券”（元•侯克中《艮斋诗集》）！

   对比徐友渔，一些为打倒批评者而不惜“统战”自己一向反对的专制者之“相逢一笑”者，一些因“领奖”而谀颂颁奖大人的“着名焦大”，因与“虚假广告”者有礼尚往来之“利益共同体”的“着名卖笑者”，因有世交、同学、乡党之情而沉默的“正人君子”和指鹿为马之“着名法学专家”，是否会暗暗脸红、忏悔一秒钟？

   与受到“特殊保护”拥有政治特权和文化霸权的《收获》相比，我只是一介无权无财无拳的体制外之弱书生。徐友渔不畏强权，不受利诱，一不袒护《收获》，二不装聋作哑，勇敢亮剑支持我这弱者的正当诉求，何尝不是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反“伪现代化”之歌！

   这“反伪现代化”之歌是徐友渔高风亮节的一个细节，亦是许多中国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细节。（2006年 3 月 28 日）

   一年后的今日再回顾，以上三件事中，最能体现徐友渔风采的，当首推“徐友渔放谈焦国标”。

   兹将2005年7月25日的电话访谈录音录音整理如下，以飨注家。

   其目录有——

   “深得人心”和“大快人心”

   最感兴趣郭飞雄对焦国标的批评

   它从深层次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软肋

   一些自认为拥抱“民主自由”的人实际上没有摆脱党文化

   照道理这件事应该有一个公开讨论

   “深得人心”和“大快人心”

   朱：友渔，你是海内外公认的文革史专家和自由主义思想研究者，想必你已关注了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事件。最近我在研究“焦国标真相”，采访了一些人，包括李锐、李普、余杰、刘洪波等，我还想听听你对焦国标“讨伐”事件的一些想法。

   徐；你所谓的“事件”是具体针对哪一点？

   朱：就是整个“讨伐”事件的全过程，如果以《美国之音》2004年3月5日报道算“讨伐”事件正式在世界各媒体问世，到焦国标因“有关方面的精神”在2004年9月17日被正式宣布“停课”——其名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名册上除名，停止《对外传播学》教学，拟将其调往北大古典文学研究院，再到2005年3月16日焦国标因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邀请，赴美做访问学者，于2005年3月18号被北京大学以“自动离职”除名，这个由一篇“讨伐”文章自由发表引起一个北大教授丢掉铁饭碗的“不自由”发展过程，包括外界对它的众说纷纭，我将它称之为“讨伐事件”——它极其典型而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大陆现在人权的困境和言论自由的困境。

   徐：我的看法倒很一般，没有什么特殊：第一，我觉得他这种“讨代”，用我的话来说，两句话：一个是“深得人心”，第二是“大快人心”；第二，因为他要到美国去讲学而被学校开除，我觉得对他的处理是非常错误的！这一点我对他表示同情、支持和声援，我态度就是这样，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