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焦国标与刘洪波皆是“第六站杂文家”的领军人物。让刘洪波谈焦国标，会有一种杂文界看“讨伐中宣部”的独特视角。

   　　以我一孔之见，自20世纪二十年代产生中国现代杂文以来，按杂文直接影响（不以年龄划分）的时段而论，中国现代杂文大约有六个阶段——若将中国现代杂文发展史比做一条铁路线或一列火车，它至今已然经过了六个历史车站，先后有六批人登上了中国现代杂文列车，可简称为“六站杂文家”——

   　　“五四启蒙站”——“第一站杂文家”：以鲁迅为代表，他们之中有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老宣等，主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上海“上车”。其主体风格是“支持在野党抨击执政党”的体制外思维。

   “延安整风站”——“第二站杂文家”：以王实味、萧军为代表，其中有徐懋庸、聂绀弩、王任叔、丁铃等，主要在20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上海“上车”，其风格是继承鲁迅精神的“鲁迅风”。

   　　“三家村站”——“第三站杂文家”：以邓拓、吴晗、廖沫沙为代表，其中有王若望、夏衍、曾彦修（严秀）、黄裳、秦似、陈泽群等，主要在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初期的北京、上海、武汉“上车”，风格是“准鲁迅风”，比王实味那一代胆小温和，基本上是体制内的“恨铁不成钢”。

   　　“复兴鲁迅站”——“第四站杂文家”：以柏杨、李敖、邵燕祥、牧惠为代表，其中有吴有恒、秦牧、林放、巴金、蓝翎、舒展、虞丹、章明、刘征、谢云、王大海等，主要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北、北京、上海“上车”，主体风格是“中兴鲁迅风”的“边缘批评”。

   　　“回归自由站”——“第五站杂文家”：以王小波、龙应台为代表，主要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的北京、台北、武汉“上车”，其主体风格是以“马前卒的无畏”，“雄鹰的冲刺”，从体制内突围到体制外，打通政治批判、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通过重评“左联鲁迅”继承“五四鲁迅”，经过接纳胡适走向“消极自由主义”和“共生主义”。

   　　“告别革命站”——“第六站杂文家”：以余杰、焦国标、刘洪波为代表，主要在21世纪初年前后的北京、武汉“上车”，其主体风格是“鸽派杂文”或曰“理性杂文”。

   　　和以往五站杂文家相比，第六站杂文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思想起点高起步快；二是平实冷幽，藏锋似拙，讲究“体制内和平共处、合法斗争”之理性。

   刘洪波，1966年2月生于湖北仙桃一个农民教师家庭，198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曾为沙市图书馆馆员、兰州大学助教、外资公司业务员，1993年春正式调入《长江日报》评论部。1992年夏，刘洪波因热恋而试笔杂文，至今有五本杂文集行世——《文化的见鬼》（1997年青岛出版社），《高雅的落俗》（ 1998年中国华侨出版社），《苍蝇的光荣》（1999年黄河出版社），《淳朴的异议》（2001年新疆人民出版社），《读出滑稽》（2001年长春出版社）。

   刘洪波素来不追求轰动效应，不赤膊上阵，不铤而走险，主张兼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其策略是“去锋利”，存幽默，“仅仅提供思路线索，让读者接力自己完成结论”，这就使他既能保持对体制的批评，又决不激怒体制，在日趋严酷的舆论环境里面，依然能四处畅通自己的声音。对于激情奔放的读者，他的杂文有点像“绵羊的角”（孟波语），不是具有直接杀伤力的“山羊的角”；对于酷爱“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读者，刘洪波的文章“太正确”（焦国标语），不偏不倚——无论是左是右，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你都很难在刘洪波的文章中找到不可忍受的异端邪说——这是难得的共生艺术，但因此也可能失去前无古人的探索（探索总是与偏颇相伴的）。尽管如此，刘洪波独特的幽默感，独到的文本观，使其人气、文气与日俱增，渐为大陆论坛新一家。时代如此，国情如此，能在大陆坚持“滴水穿石”，“天天拱卒”，也可能“细流不择方为海”，刘洪波自有一套修正鲁迅的“理性杂文”观。

   不知为何，今日大陆杂文家多深受父亲传统影响。焦国标虽然六岁与父亲永别，但父亲乡村医生的慈善情怀，时时在其心头，让其字字心系农民的辛酸与梦想；刘洪波也不例外，其篇篇文章，皆笼罩在父亲的乡村怪教师传统下——2001年12月9日，刘洪波回忆过家乡文革时代的“村级文化圈子”——　

   　　“我们那个村子里有一些怪人，经常在一起聊天，我觉得这种幽默性、讽刺性的东西在农村是从没有死亡过的，一直都有，无论在多么严酷的条件下。当时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很特殊的人，叫‘李咬脐’，他在我们村子里相当于农民领袖，反正就是一个人，他也不参加集体劳动，也没有人去捉他，他就在那个地方每天怪话连篇；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那个大队的大队会计；再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小学的校长，这是我父亲在我们村里的一个文化圈子，除了那个李咬脐之外，其他的在这个村子里都是有位置的人，一个是大队会计，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教导主任（刘洪波父亲），他们之间的来往比较多。怪话就数李咬脐的多，其他的人是在一旁敲边鼓。我觉得那个圈子挺愉快的，那是一个乡下村级舆论圈子。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大家都会到集中的一个地方去乘凉，在我们村里一个桥上，是一座新水泥桥，到那个桥上去乘凉，乘凉的时候，大家会聚集在一起放谈国是。那时‘农业学大寨’，要建‘大寨县’，我们那地方说‘拼命苦战（一九）七六年，沔阳建成大寨县’，他们在桥上就说，‘大寨活，慢慢磨。做快了，耐不活；做慢了，（生产）队长嚼；不快不慢最适合’”。

   刘洪波的文章风格也正是其父的“不快不慢”风格，追求着“有位置”、“有怪话”、“敲边鼓”的人生策略。正如其父一面是政府学校的教导主任，一面又能成为谤议朝政的村级民间意见领袖，刘洪波今日也能一面当好“喉舌”（《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一面成为民间“第六站杂文家”的领军人物。

   2005年5月24日，我在深圳拨通武汉电话，与刘洪波访谈，听取了刘洪波对焦国标“讨伐”事件的评价。刘洪波认为，焦国标“讨伐”事件，体现了“以激进的表达方式传播渐进的改良主义”的焦国标风格，带来了卢跃刚“批团中央书记”等一系列“逼宫”、“犯上”事件，对中国松绑新闻管制，虽无实际启动之力，却让中宣部系统的每个人都有了心理负担，有利于加速未来的民主建设。

   兹将电话纪录略加整理，以飨关心者。

   全文一万二千多字，其目录有——

   他的身上确实有陈独秀的那种东西

   他真是当了一个“阳光小孩”

   他是一个文人

   焦国标是以激进的表达方式传播渐进的改良主义

   焦国标的“讨伐”与卢跃刚“批团中央书记”

   余杰与焦国标

   没有感觉到这个变化

   最了解焦国标的就是他的前妻

   遥遥领先而孤独地生存

   　 他的身上确实有陈独秀的那种东西

   朱：我正在写一本“焦国标现象”的书，探讨一下文化界对“讨伐中宣部”的反响，已经采访了余杰、郭飞雄等好几个人。今天你能否也说说？

   你知道我一向的观点，我从不准备绝对颂扬或贬抑一个人，我想客观地全面地纪录各方面对“焦国标现象”的评述，留给历史。

   刘：对。

   朱：你觉得今日焦国标在中国文化界到底有个什么影响？今后会有个什么作用？他有什么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或者是说小一点，他在北大自由思想这这个传统链中，他有什么样的指向意义？

   刘：严格来讲，焦国标他不应该属于北大之内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刚从外面进入北大的人。

   朱：余杰也有这个意思，余杰似乎说北大传统更多地由学生（本科生）地传承。

   刘：对。他是属于一个从外面进入北大的人，但是他的身上确实有陈独秀的那种东西吧，他的身上，我觉得更像陈独秀，就是比较坚决的，比较猛吧。他这个人的表现，不像北大的贺卫方，不像钱理群，他不是他们那种办法，他是接触我们这个现实，直接上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跟陈独秀是比较相像的。像贺卫方，他主要是从法理这个角度进行批判，承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的学术传统，有现实关怀的这个自由主义的学术传统；像钱理群，他那是有社会关怀的那种人文主义的传统，他们是那个体系；焦国标可以说是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传统，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定位他，他就更加接近于陈独秀，我觉得他在北大的这个精神谱系上应该来讲是这样一个位置。这么多年来，应该说北大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出现过这种直接的以个人之力来挑战整个体制这样的人，没有。

   朱：有道理。“讨伐中宣部”是焦国标直接以个人之力来挑战整个体制。有点赤膊上阵。

   刘：他虽然是从外面进入北大的，但是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北大人精神，就是陈独秀的那种政治批判传统，他是表现最突出的。

   他真是当了一个“阳光小孩”

   朱：你觉得，他“讨伐”的时机选择得怎么样？

   刘：我不知道他是否选择了时机。但是他说出了每一个中国人都感觉到的东西。

   朱：一个人如果说出“人人心中所有，个个笔下尚无”，时机也应该到民吧。

   刘：对，大家都感觉到那个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去说。

   朱：他真是当了一个“阳光小孩”。

   刘：对，就是当一个小孩，叫出来了，当了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他就是那个小孩。

   朱：既是“小孩”，那么在他的观点里面也可能有不完善、不妥的地方？

   刘：总体上来讲，就这个文章本身而言，它还是一种比较策略的方式。

   朱：实际上也讲了很多策略？

   刘：它本身就是个策略。

   朱：也就是有人批评他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批中宣部，还在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基础上，至少是相信中共可能改正中宣部的错误。它没有越过宪法的底线。

   刘：对，他虽然批评中宣部，但他没有直接去冲突我们这个法律，这个本身是一个策略行为，但是这个策略行为是容易让人去想到这个根本问题的，人们肯定会感觉到他这个文章虽然没有指到根本问题上去，但是事实上大家可能都会感觉到他看到了根本问题，并且读了他的文章以后，很快别人也会想到那个根本问题上去，他起到了一个引导的作用。他相当于一支雷管，炸药在后面，但是这个炸药是在别人手上的，他自己也有这个炸药，但是他并没有去直接引爆它。

   朱：这比如有意思，引而不发路如也——“讨伐中宣部”只是一根雷管。

   刘：对，他把自己当成一根雷管。

   朱：那么他在“讨伐中宣部”前后还有些文章的观点，比如说希望美国兵打过鸭绿江的问题……这些观点好像比关于“讨伐”的争议要更多？

   刘：这个可能争议会更多。

   朱：你怎么看这个争议？

   刘：这个可以这样讲，如果一个并不是你自己来民主管理的国家，这个国家既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也不能够保证你的自由，不能保证你的人权，什么都不能保证你的时候，那么来讲，你保卫的这个国家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他的这种情绪，他是可能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在思考，但是他仍然是提出了问题，就是在这种极端方式里面他也仍然是提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