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十周年纪念日，此时此刻，政客、贪官们一边畅忆十年来“红包”“乌纱”与时俱进的大好形势，一边满怀激情地自我表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平民百姓却于无声处哀祷：“黑砖窑”啊“黑砖窑”，你的“现代奴隶制”，千万别扩大到我的孩子！……

   站在罗湖桥上遥望柏林墙遗址，对比德国统一的共生奇迹，中国人只有一阵阵脸红——香港回归中国大陆，说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动摇”，其实“人未走，茶已凉”，民主共生度每况愈下，香港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不仅未能呼唤出大陆民主共生态，反而被中南海的“一党专制”喧宾夺主，主导得江河日下。德国统一是以先进的共生态自然而然，香港回归却是以落后的“党天下”强行“城下之盟”。劣胜优负，不啻元清蛮族暴力入主中原。如何还香港以青春，引大陆出陷阱？如今中国人面前的自由民主共生道路似乎有五条——

   德国与中国的可比性大于日本

   三次“以德为师”浪潮

   从德国奶牛感知德国人

   仅有深厚的民主传统并不能让国家免除动乱

   欲求大统一须先有共生态

   谢韬误读德国

   如今中国人面前的自由民主共生道路似乎有五条

   德国与中国的可比性大于日本

   2007年5月中旬，借一次国际会议机遇，我有了十年来的第二次中欧游，重点在德国“跑马观花”，管中窥豹，窥见了德国人以独特的共生态和共生术追求民主与统一的蛛丝马迹。

   很巧，正当我在梳理自己的“德国论”时，近日有两个新闻更让我深信，德国将是中国最重要的参照系，其可比性远远超过中国近三十年重点学习的日本和美国。德国人可能成为中国人最好的老师。

   一个新闻是：全球首个以和平为诉求的“全球和平指数”在2007年5月30日公布（发布者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姊妹公司“经济学家智库”（EIU），调查引用包括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数据，根据“暴乱减少”原则进行排名）——调查结果显示，全球前十五大最和平的国家大多集中在欧洲（亚洲唯一有日本入选），依序是：挪威、新西兰、丹麦、爱尔兰、日本、芬兰、瑞典、加拿大、葡萄牙、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捷克、瑞士、斯洛伐尼亚，战乱不断的伊拉克是全球最危险的国家。令人意外的是，一些发达强国排名竟然明显落后民主制度不健全或不富强的国家，英国仅排名第49，美国号称“世界民主灯塔”，但却落到排名96，还不及一党专政的古巴(第59名)；两岸三地虽然有香港排名23，台湾名列36，自诩以“科学发展观”全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大陆，却在121个评比国中名落第60，比同是社会主义制度且结束战乱才30年的越南(第35名)还落后25位。

   这一信息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也表明了一种新价值观将流行——今日影响一个国家世界形象的第一要素不是军事实力和经济财富，而是社会共生态；没有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不可能达到和平社会，仅仅有自由民主也难以实现较高程度的社会和谐。英美虽然是实施民主自由制度最早最用力的国家，但却并非社会冲突小而安全度高的国家，可见民主自由制度虽是社会和平的重要基础，却并非全部，还须有一种更高的追求牵引民主自由制度才行，这个牵引力是什么？曾有人称为“博爱”，但更明晰的表述，我以为可称为共生追求（社会共生度）。这从德国仅仅在50多年中就由一个遍体鳞伤、危机四伏的战败国成为世界排名12的和平大国，可以清晰地看出。

   德国与中国的可比性和参照性大于日本，主要有五点：一是同为1949年重新开国建设；二是同样有部分地区实验了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同为二战后的国土分裂国，“统一情结”深厚，皆以追求领土统一为重要国策；四是许多法律文本源头相同，因中国的法律文本，大多是辛亥革命以来直接参照德国法律文本修订而成，近期新通过的《物权法》，也多依据德国民法理论；五是同样在谋求复兴世界大国地位。不同的是，德国已经实现了东西两个德国统一（二战后的国土分裂国仅有中德朝三国，德国是唯一实现统一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和先进和平国，德国虽然国土只有中国的1/27（35.7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中国的1/16，仅仅8226.4万，年对外贸易额却比中国多5000多亿美元。中国远远落后于只相当自己一个省的德国，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五千年的中华华文明竟然远远落后于二千年的德意志文化，十三亿中国人的生产力竟然不如八千万德国人，960万平方公里的物产竟然不如36万平方公里，这般残酷的对比，何等深刻而精辟的哲理！

   这就成为第二个新闻的背景——

   应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7年6月6日至10日出席在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G8）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这是胡锦涛近六年来第三次访德，任总书记以来第二次访德，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０日，胡锦涛在柏林是在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举行的晚宴上，发表了《加强互利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的演讲。胡锦涛近年访德的次数超过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否说明中共领导人已有潜意识：德国经验对中国的参照意义已超越日本和英美？德国经验对中国的激励和羞辱，已无出其右？

   三次“以德为师”浪潮

   其实，中国以德国人为师源远流长，有三次“以德为师”浪潮。第一次盛于明清王朝。史载，约７００年前，一名叫布•阿尔诺德的德国人就受到明代中国人的欢迎。１６２２年，着名的德国科隆人汤若望抵达中国，被明清两朝骋为主管天文气象历法的权臣，在中国生活４３年。他参与了中国明末的历算改革，清初又编订《崇祯历书》，为中国学习新科技、实施新历法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６９７年，德国着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写出了《中国近事》一书，让中国人知道了欧洲人如何评价中国伦理的得失，知道了从“治水社会”中产生“东方专制主义”本是欧洲人“东方观”中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从孟德斯鸠到黑格尔都或多或少地表达过这类看法。

   第二次在“民国”时期，先是由德国１８世纪以来着名文学艺术家歌德、海涅、贝多芬、门德尔松、瓦格纳、席勒、布莱希特等人的文艺作品，体会德意志民族文化和欧洲文化的深厚艺术，继而以康德、黑格尔、尼采、菲希德、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哲学，为中国人富民强国之策的哲学基础（牟宗三曾有《黑格尔与王船山》专论）；1946年，经中国各党派（包括中共）政治协商，国民大会通过了以德国《魏玛宪法》为楷模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历经50年，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成功的一部宪法，其起草人就是曾经留学德国的中国学者张君劢；中共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长达八十多年。

   第三次则是以胡锦涛近年三次访德，新任留德博士、无党派人士万钢为科技部长，展现了中国第三次以德国为师的新浪潮。胡锦涛登基后主张“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其中可见一些变“暴力社会主义”为“和平社会主义”的德国经验启示；万钢就任科技部长伊始，就宣称：中国应该有真正的多党派合作，大学不谋求成为一个利益集团，这是明显在借鉴德国政治文化经验。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各类主流媒体都在纷纷发布“以德国为师”的信息——号称“胡锦涛智囊团”，直属中共中央、肩负着编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着作，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要任务的中央编译局，近几年在其主办刊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上连篇累牍发表了有关德国经验的系列研究报道，如[德]沃纳•普芬尼希《政党转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变革》，[德]杨•威尔戈斯《社会多元化的挑战——1990年代以来共产党的后继党的发展道路》，赖海榕《乡村治理的国际比较-——德国、匈牙利和印度经验对中国的启示》，陈家刚《德国地方治理中的公共品供给——以德国莱茵-法尔茨州A县为例的分析》；中共中央党校也出现“学习德国热潮”，其《科学社会主义》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有：2004年1期孙劲松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2007年5期罗云力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改良观演变的四个阶段》；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4期发表高德平《东欧十多年来原民主德国地区政治转型》，《光明日报》2002年8月20日刊登《水灾导致德国政治气候变化》，凤凰卫视开设专栏“德国与中国”节目，2006年4月1日播出评论员邱震海主持的《张君劢在向中国传播“德国模式”方面的贡献》，隆重纪念当代中国追随“德国模式”的第一代表人物张君劢诞辰110周年；以至《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期）也在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失去主要执政党地位的原因探微》；《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更在显着位置刊发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试图打破“不争论姓资姓社”禁区，将“以德国为师”推向高潮；《南方周末》2007年6月6日紧接着推出高放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百年恩怨》；新潮波涌，连福建省莆田县的“机关党建”网，也在2007年6月14日转贴了汪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依法执政方略》，可见“以德国为师”渐为大陆上下共识。

   明清两朝直接任命德国人为高级官员和民国重用亲德学者张君劢制定的“德国模式宪法”之开放勇气，中国政府今日尚无，但已开始重视有留学德国资历者为高官。中共政治局常委罗干曾留学德国历史名城德累斯顿（时任留学生指导员），是中共政治局中除“留苏派”外，唯一有亲西方国家学历者；新任科技部长万钢的简历是，1985赴德国Clausthal 大学机械系留学，1990年获博士学位；1991年进入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 1996年升任奥迪公司生产部和总规划部技术经理， 1994年被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十年的德国工作经验。据悉，还有不少与万钢相似的新留德派也在受到中国各级政府的重用。这一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可能真会拜德国为师。

   不过，1921年来，中国人对德国的学习始终在两个误区之中，一是通过“以俄为师”来迂回曲折地学习德国的马克思学说，误以列宁主义、斯大林思想为马克思主义，通过误读误译将马克思主义的专政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扩大为不可批评的圣经，致使中国大陆出现“秦始皇加斯大林”，半个世纪不得安宁；二是１９７２年中国与西德建交后（此前早与东德建交），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仅仅是片面学习和引进德国的先进技术和经济发展经验，而无视德国人的共生新追求和共生新制度对民富国泰的关键影响。

   而今中德经贸合作成就可观，两国贸易额３２年间增长了２００倍。截止到2005年８月，德国在华直接投资项目累计４５１６个，实际投入金额１１０亿美元。西门子、大众、戴姆勒－克莱斯勒、宝马、巴斯夫、拜耳、蒂森－克虏伯等德国知名公司都在中国建立了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中国也有６００家企业在德国投资兴业，但是，德国人的共生态与共生术（共生宪政），中国人却没有真正关注，更无系统研究。从公开信息看来，胡锦涛此次三访德国，仍然无意吸取德国人的共生态与共生术，甚至对真正实践了“三个代表”与“和谐社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没有登门请教，对其从仅仅代表工人阶级转型为代表全民的“和平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无意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