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巧，正当我在梳理十年来第二次「德国游」体会时，近日有两个新闻再次表明德国将是中国最重要的参照系，其可比性远远超过中国近三十年重点学习的日本和美国。中国可能出现第三次「以德国为师」浪潮。
   德国与中国的可比性大於日本
   一个新闻是：首个「全球和平指数」在二○○七年五月三十日公佈，全球前十五大最和平的国家大多集中在欧洲，依序是：挪威、新西兰、丹麦、爱尔兰、日本、芬兰、瑞典、加拿大、葡萄牙、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捷克、瑞士、斯洛伐尼亚；号称以「科学发展观」全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大陆，却在一百二十一个评比国中名落第六十，不仅远低於香港台湾，比结束战乱才三十年的越南（第三十五名），还落后二十五位。
   这一信息表明，今日影响一个国家世界形象的第一要素不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发展速度，而是社会共生态；没有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不可能达到和平社会，仅仅有自由民主也难以实现较高程度的社会共生度。英美虽然是实施民主自由制度最早的国家，但今日却并非安全度高的国家，可见民主自由制度虽是社会和平的重要基础，却并非全部，还须有一种更高的追求牵引民主自由制度才行，这个牵引力可称为共生追求。这从德国仅仅在五十多年中就由一个遍体鳞伤的战败国成为世界排名十二的和平大国，可以清晰地看出。

   德国与中国的可比性和参照性大於日本，主要有五点：一是同为一九四九年重新开国建设；二是同样有部分地区实验了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同为二战后的国土分裂国，「统一情结」深厚，皆以追求领土统一为重要国策；四是许多法律文本源头相同——中国的法律文本，大多是辛亥革命以来直接参照德国法律文本修订而成；五是同样在谋求复兴世界大国地位。不同的是，德国已经实现了东西两国统一（二战后的国土分裂国有中德朝三国，德国是唯一实现统一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和先进和平国，德国虽然国土只有中国的一∕二十七（三十五点七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中国的一∕十六，仅仅八千二百二十六点四万，年对外贸易额却比中国多五千多亿美元。
   这就成为了第二个新闻的背景——应德国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於二○○七年六月六日至十日出席在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G8）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这是胡锦涛近六年来第三次访德，任总书记以来第二次访德。
   三次「以德为师」思潮
   如果这一次中国人真的在自觉以德国人为师，中国可称有三次「以德为师」思潮。
   第一次高峰在明清王朝。一六二二年，着名的德国科隆人汤若望抵达中国，被明清两朝骋为主管天文气象历法的权臣，他指导了中国明末的历算改革，清初又编订《崇祯历书》，为中国学习新科技、实施新历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以德为师」始於「五四」时期，先是由德国十八世纪以来着名文学艺术家歌德、海涅等人的文艺作品，体会德意志民族文化的深厚艺术，继而以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等人的哲学，为中国人富民强国之策，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长达八十多年。
   第三次「以德为师」的政治轨迹可以这样寻觅：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至今，曾留学德国的罗干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破了中共政治局中只有「留苏派」的惯例；随后的胡锦涛近年三次访德，新任留德博士和奥迪公司经理万钢为科技部长，再加上中德两国贸易额三十二年间增长了二百倍，德国在华直接投资项目累计四千五百一十六个，六百家中国企业在德国兴业，十五万中国人留学、移民德国，展现了中国第三次以德国为师的新浪潮。
   可歎，一九二一年来，中国人对德国的学习始终在两个误区之中，一是通过「以俄为师」来迂回曲折地学习德国的马克思学说，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德国和西方永远先进的哲学，致使中国半个世纪不得安宁；二是一九七二年中国与西德建交以来，中国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对德国人的共生态与共生术，中国人始终没有真正关注，更无系统研究。不久前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虽然对德国经验浓墨重彩，但也仍然在误区之中。
   民间「以德为师」更深入寻根
   如果说中国官方的「以德为师」，目前仍停留在「政客意识」，中国文化界和民间对德国人共生态与共生术的研究和追求，则是诚心诚意，深入寻根。
   北大知名教授焦国标二○○四年因「讨伐中宣部」遭受迫害后，先后去了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先进国家做访问学者，但他最感兴趣、研究时间最长的国家是德国。二○○六年秋到德国笔会做专题研究，预计二○○七年底才可能离开德国。这期间，焦国标在港台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由德国看中国、看世界的文章。
   二○○七年五月十八日，焦国标博士与《德国之声》电台资深记者史明博士、德籍华人作家彭小明在莱茵河畔一个「二战遗址」聚会，三人交流了德国人正在纠正对马克思学说中关键词义的误译误读，相信将此引向中国大陆，对促进中国的民主自由共生态意义深远.
   德国人认为，俄国人和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中一些关键词义有不少误译误读，这使得一些人将马克思学说「郢书燕说」，激化阶级斗争，破坏人类共生态.
   比如「无产阶级」，马克思着作中这一词的德文原意并非是「没有财产的人们」，而是指「没有财产佔有权的人们」，但财产权有三层涵意：一是佔有权，二是支配权，三是受益权。「没有财产佔有权的人们」，可以通过租赁获得「支配权」，没有「没有财产佔有权和支配权的人们」，还可以得到「受益权」。如他人拥有的商铺，你虽无佔有权和支配权，却可以通过在其中购买商品而获得「受益权」。这就说明，「没有财产佔有权的人们」并非等於「一无所有」，他们可以通过「支配权」和「受益权」而与拥有「财产佔有权的人们」进行利益共享共生。但是一旦翻译成「无产阶级」（「没有财产的人们」），误导为「无产者在斗争中只会失去锁链」，则会迷惑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与「有财产佔有权的人们」世代为敌，人类世界便会永远在无休止的嫉妒、怨恨、仇恨中相互专制。
   德国人自从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词的马克思德文本意重新解读诠释后，几十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全国性大罢工。德国的劳资关系、多元文化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可说世界上最和谐的。
   德国独特的共生态似乎源於两个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一，虽有深厚的民主传统和健全的民主制度也并不能让国家免除动乱；其二，欲求大统一须先有共生态——人与自然万物共生，人与人共生，人与一切异见思想共生。
   这才是中国第三次「以德国为师」浪潮的理性方向。
   首发《动向》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