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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永刚批董德刚"的"党文化"背景－－"十七大"旗帜争夺战已激烈开战
"方永刚批董德刚"，不仅是2007年春继"禁书风波"、"牛钉风波"后，大陆民间与官方的另一更有深意的"党文化"对峙焦点，更是"一场'十七大旗帜'争夺战"——"十七大"虽未正式开幕，但谁举"十七大"旗帜的"理论创新权"争夺战，已经激烈开战！
——提要
"牛钉风波"后另一更有深意的"党文化"对峙焦点
一个文革时代的中共资深理论宣传员吴敏，坚决反对胡锦涛时代的"创新理论宣传明星"方永刚，这件趣事出现在2007年4月12日的《新世纪》网——吴敏在该网发表《 应该忠诚于党的创新理论吗？》文章，以自己当年忠诚于毛泽东思想，积极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惨痛悲剧，告诫今日积极宣传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方永刚，不要再重蹈历史覆辙。在吴敏看来，中共的歧途与悲剧，往往始于"忠诚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如果今天又开始以类似文革"学理论"的方式来热捧党魁的"创新理论"，那么很可能意味着中国又要进入一个新的灾难时期。
吴敏的观点不错，不过似乎未能深究其重要背景：此次"圣眷方永刚"，别有弦外之音：重在"借方永刚批董德刚"——2007年1期《科学社会主义》杂志发表了署名董德刚的一篇文章，公开"劝阻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在十七大写入党章"，震动海内外，"胡核心"遂迅速回应——2007年4月3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首都各大"主旋律"媒体突然一轰而起，一致头版头条报道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用真情践行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楷模方永刚"，央视并且在"新闻联播"中每天必有的"先进模范"专栏标志中加入方永刚头像；此后天天皆有"学习方永刚真情传播'科学发展观'"的反响报道和连篇累牍的评论。
这种文革中才有过的"大树特树"，一时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方永刚不过是一个43岁的军队理论教员，所谓"先后主编了16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专着，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成功宣讲党的创新理论2000多场"，不是一"口是心非"的"长舌骗子"，就是一唯唯诺诺的"驯服工具"，如此"职业传教士"在各地宣传系统多的去了，有什么大吹大擂的？那些编造的"模范事迹"虽因方永刚现在身患晚期癌症，即将死无对证，但人们不用调查，仅从以前诸多被揭露的假英模故事和"昨日英雄今天贪官"的大案奇闻就可举一反三，逻辑判断。
有文化人曾以为，时逢大陆新闻界正在为重庆最牛"钉子户"擂鼓助威，争当"最牛新闻钉子户"，而大陆文化界和民间又正在群起纪念"体制外"自由思想者王小波逝世十周年，值此民间争相离经叛道之际，官方政界只得匆匆包装一个 "体制内""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践行者"方永刚，希求借此鼓励"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稳住阵脚，一为顺利召开"十七大"作思想清道，二以方永刚抵制王小波，以"党的创新理论"狙击自由主义。
但仔细琢磨相关资料后，方意会：在"方永刚战王小波"之前，还有一个"方永刚批董德刚"；这不仅是2007年春继"禁书风波"、"牛钉风波"后，大陆民间与官方的另一更有深意的"党文化"对峙焦点，更是"一场'十七大旗帜'争夺战"——"十七大"虽未正式开幕，但谁举"十七大"旗帜的"理论创新权"争夺战，已经激烈开战！这将是"十七大"留给中共党史的最大特色之一。
董德刚前后矛盾涉嫌政治投机
如果说方永刚只是一个可怜的"驯服工具"，有35年"职业传教士"史的董德刚，可能更有政治投机的恶习。
董德刚何许人也？"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哲史学会应用哲学研究会会长、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1950年1月生于沈阳，"老三届知青"，1971年加入中共；1972年在辽宁省清原县干部学校充任理论教员，从此开始了其35年的"中共理论教员"生涯—— 1982年调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讲授哲学，1987年获中央党校哲学专业硕士留校任教，1997年因"在职攻读"获取哲学博士学位。
引发"方永刚批董德刚"的事件发生于2007年春——董德刚在2007年1期《科学社会主义》杂志（双月刊）发表《谈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定位问题》，刮起阻止胡锦涛"创新理论"在十七大写入党章"阴风"。
据香港《星岛日报》等多家海外媒体3月中旬报道，"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德刚日前提出建议，在今年秋天的十七大不要将总书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写入党章。"董德刚此论的根据是：十五大刚刚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五年之后又将"三个代表"写进党章、宪法，四五年便修改一次《党章》和《宪法》，影响权威性和稳定性，显得不够慎重。自从高层将1989年江泽民上台作为"三个代表"思想形成的起点，这使"一届领导一套理论"的说法有了市场，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好像"理论创新"只是为了确立个人历史地位。由于作出理论创新成果的主要代表往往是最高领导人，而评价者一般都是其下级（包括影响很大的省部级主要负责人），因此，"通常是高估的多，低估的少，而且很难排除一些人出于私利的随波逐流、看风使舵、阿谀奉承和过度吹捧；所以，容易出现一面倒的现象，不同意见很难发表，评价结果往往偏高。对此，党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一定要心中有数， "要警惕过急、过高、过分追求体系化的倾向，不要神化、不要故作'高、大、全'的阐释， 必须注意中共理论创新成果的层次性、稳定性和可接受性。"
董德刚在此摆出一个非常客观的好心人架势：通过总结"三个代表"匆忙入十六大党章闹出的困境，来劝阻有人急于将"科学发展观"又写入十七大党章，似乎他只赞同"邓小平理论"入党章。如果不知董德刚曾有过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文章，人们应该为董德刚喝彩鼓掌。不论董德刚此论是否正确，其敢于公然批评"当今皇上"的勇气，即使不是类乎王小波的自由主义精神，也是一种可嘉的"魏征直谏"。不幸的是，网友们发现，董德刚曾多次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家"身份，竭尽全力鼓吹"三个代表"理论，为其进入党章鸣锣开道，大有一副"江系门下走狗"忠心！
网上搜索可知，2004年11月15日，董德刚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宣称了三个观点：1、党章应当不断及时更新党的创新理论。董为了响应江泽民为"三个代表"入党章的自我辩护"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言之凿凿地论证道："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而普遍真理既不能停滞，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垄断。因此，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绝非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而是包括后人总结的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2、"三个代表"被公认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董德刚强调："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被公认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因为它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被公认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们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功。"3、"三个代表"是党70多年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三个代表'在刚提出时所说的这'三句话'，并不是普通的三句话，而是作为我们党70多年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作为我们党在新世纪面临的重大课题的'三句话'，从一开始就带有理论纲领、基本理念的性质。"
在此之前，董德刚还多次在重要媒体发表《从发展过程的角度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类的赞同"三个代表"入党章的赞歌。可见，董德刚以"四五年便修改一次《党章》和《宪法》，影响权威性和稳定性，显得不够慎重"为由，反对"科学发展观"入党章，实乃"此一时彼一时"的诡辩，其明知2002年"三个代表"入党章时与"邓小平理论"1997年写进《党章》也只有五年之隔，何以却一再为之叫好得唾沫横飞？！如此假惺惺借检讨"三个代表"入党章太草率来阻止"科学发展观"入党章，是心无公正还是故意"亲江阻胡"的政治投机？
据悉，《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编辑部设在中央党校，其主办单位是由中共中央党校主管的"全国一级学会"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该会1983年成立时国家副主席王震任第一届会长，现任会长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赵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冷溶担任常务副会长。尽管该会宗旨宣称"学会的成立意在加强党的科学执政，……推进公平、公正的国家政治价值规范体系的建立，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但却全力支持董德刚反对"科学发展观"入十七大党章，有意削弱总书记胡锦涛的权威，真是耐人寻味。
《人民日报》代表胡锦涛公开表态
虽然至今没有看到胡锦涛就此事的公开表态，但4月3日《人民日报》评论《大力弘扬党的创新理论的无穷魅力》却不点名地批判了董德刚及其幕后集团势力："一个民族要站在世界的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政党要站在时代前列，一刻也离不开理论创新。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方永刚的研究就会跟进一步、深入一步。束之高阁的理论没有生命力，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向方永刚学习，把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创新理论的旗帜下，万众一心，开拓奋进，共建我们 和谐社会的美好家园。"
这不就是胡锦涛对董德刚反对"科学发展观"入党章的公开批判么？！这不就表明胡锦涛在公开表态：一定要将"科学发展观"写进十七大党章！
至此该有结论了：董德刚反对"科学发展观"入党章可能代表着党内"拥江抑胡"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十七大尚未正式开场，一场争夺"理论旗帜"和"理论创新权"的宫廷政争已经打响。
中共八十一年党史规律和"党文化"
应该说，胡锦涛坚持将"科学发展观"写进十七大党章，是符合中共八十一年党史规律和"党文化"的。
试看国际"共运史"，凡是有魅力长期保持权力和影响的共党领袖，无不因为善于自创武功，大胆发明"创新理论"。马列不用说，就是斯大林，也因有了"斯大林主义"才能在党内一统江山。苏共后来的领袖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列夫、戈尔巴乔夫，皆因没有自己的"创新理论"而命运不济——戈尔巴乔夫在登基数年后才觉悟到要建立自己的"新思维"，然而为时已晚，兵贵神速的反对党在他出版"新思维"之际，已完成了推翻他的一切准备。即使是又穷又昏的朝鲜劳动党，其"慈父"金日成，也因独创了"主体论"而能让儿子世袭罔替。
再回顾中共党史，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国焘皆因不重视"创新理论"，所以皆只能"败为贼"，而毛泽东正是因为从国际"共运史"中悟出了"党的领袖若没有创新理论就没有合法性"，终以"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之名，在王稼祥、刘少奇的帮助下打出"毛泽东思想"的"创新理论"，才得以实现"东方红，太阳升"，成就"秦始皇加斯大林"的"和尚打伞"帝业。华国锋不懂党史，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结果被迫"禅让"；邓小平深得毛泽东真经，一出山就抛出"猫论"，造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于是以摄政王之位成为"现代周公"；胡耀邦、赵紫阳因皆属未能"亲政"的"儿皇帝"，不便及时亮剑"创新理论"，自然先后重蹈光绪苦命。深为"胡赵苦命"所恐惧的江泽民，一待邓小平1997年撒手，就开始伺机"自主创新"，于2000年2月25日乘在广东考察工作时，一举提出"三个代表"，既借此与毛泽东、邓小平肩并肩称为"三代领导人"（暗寓上古"三代"转世），更欲以"三个代表"作"邓小平第二"，作太上皇姿态训政"第四代领导核心"。然而胡氏并非弱智，深知党史潜规则无情，若只是继承"三个代表"，必不能代表自己，无法成为"第四代核心"，只能做"二狗"当"隐太子"；所以亲政一年就顾不得"三年勿改先王之道"的古训，急急推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创新理论"。如此急不可耐，皆因"创新理论"事关党魁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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