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精神”与大陆“新闻传教” /朱健国文集

一条来自海外《新世纪》网站，《“改造与建设”复刊告慰何家栋先生》——2004年2月1日创刊，2005年8月5日被封杀的北京《改造与建设》网站，于 2007年4月7日自行复刊，除网站原有文章全部在网，还有新复刊后的第一个专辑“怀念何家栋先生”。据《改造与建设》网站负责人陈子明4月8日电话告知，《改造与建设》网站此次复刊，并非取得了有关部门的批文，而是自己找了一个不受有关部门控制的“服务器”，自行复刊的。因为，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造与建设》网站毫无违宪之处，理当遵从宪法，自主复刊。

好的！这两条新闻的耐人寻味都在于其卓绝的“钉子户精神”——现在中国不仅有了“房地产界”的“钉子户精神”，而且有了新闻、文化界的“钉子户精神”。这两种“钉子户精神”相互促进，其前程不可限量。

绝不能将重庆“最牛钉子户”仅仅视为“物权法维权经典”。

重庆“最牛钉子户”（杨武、吴苹夫妇）的胜利，有几个关键。其一，杨武、吴苹夫妇禀性不凡，确有背水一战拼命的“钉子户精神”，在外界和新闻界还未能关注到他们时，已孤军奋战了一个多月。如若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等到援军。中国有多少“钉子户”皆“出师未捷”、“胎死腹中”！其二，3月初一网站帖出杨武、吴苹夫妇“钉子房”照片，是决定性的战略转折，让其由“战略防御”变为了“战略进攻”，引来全国网民的声援！其三，——网站热帖引来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中国各主流媒体的公开支持性连续报道（包括央视），是从“局部战略进攻”转为“全线解放战争”的又一次战略转折。这次战略转折的实质，是中国主流新闻媒体也向政府宣战参战了——重庆“最牛钉子户”的“钉子户精神”焕发了全国新闻、文化界的“钉子户精神”。

重庆地方法院对这一“战略转折”很清醒，虽然其于3月19日下达强制执行判决书，宣布3月22日一定强行拆除“钉子房”，但它自知此时的主要对手并非重庆 “最牛钉子户”，而在于全国新闻、文化界的“钉子户精神”。于是一面悄然放弃“强制执行”行缓兵之计，一面采取“围魏救赵”——依据“上请制度”传统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弹压全国新闻、文化界：突然下达禁令，命令各主流媒体和《网易》、《新浪》等主要入口网站必须删除“钉子户”的专题，各大论坛也要删除关于钉子户的文章。然而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新闻最牛钉子户”，没有退缩，依然采取变相时评的方式继续公开声援，及至湖南青年周曙光自费到重庆，“突破官方防火墙”，以个人网站和博客公开进行现场报道，披露事件的最新焦点，使中国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继续得到海内外的强烈关注，终使中国重庆“最牛钉子户”取得胜利，也使中国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鼓动全国各地皆现“最牛钉子户”，“深圳最牛钉子户”“喊出1403万天价赔偿”——一场由个人物权维权升级为全国各媒体争取“新闻自由”的“新闻传教”热潮，热闹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新闻传教”就是媒体借新闻事件传播新主义

每一种新思想的传播，都离不开“传教”。考之“中国传教史”，其载体无非是“帝王传教”（如文王传《易经》）、“官方传教”（如秦始皇推法家，文景行黄老之道、汉武帝独尊儒教）、“寺院传教”（如佛教、道教、天主教）、“党团传教”（如国民党立“三民主义”、中共树“马列主义”）、“民间传教”（如文人谈老庄、气功协会传佛功），“新闻传教”是近些年才明确的最新传道方式。

所谓“新闻传教”，就是文化人据媒体借新闻事件传播新主义。有些新思想，帝王官方不愿传播，寺院民间难以传播，意识形态如“防火墙”难破，怎么办？学人大众可借新闻媒体以新闻事件的系列报道评论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曲线传教。

学者李辉在《封面中国》一文中研究了美国《时代》杂志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报道，结论是“十九世纪西方是以传教方式影响中国，进入二十世纪是以新闻方式影响中国。……在以新闻方式影响中国的过程中，《时代》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南方都市报》2007年4月8日）

1998年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者似乎也开始明白，强大如美国的西方民主世界尚难以直接在中国传播西方文明，何况身处大陆极权严密控制中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如何能自由“传教”？于是一些文化人也开始痛定思痛，另辟蹊径，借新闻媒体挖掘重大新闻事件而传播宪政自由主义。以《南方都市报》为例，其“新闻传教”的经典是“孙志刚收容案”报道——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大学生孙志刚因未随身携带暂住证而被广州当局“收容”毒打致死，《南方都市报》蓄意抗旨秘密采访，于4月25日公开报道，石破天惊，神人共愤，民意借助互联网爆发了全国性强烈抗议浪潮，最终逼迫政府史无前例地低头认错，下令废弃专制“收容”制度，让中共创建的“收容”政策被永远的钉入了历史的耻辱柱。虽然事后遭到政府残酷报复，以莫须有罪名将其总编辑程益中和副总编辑兼总经理喻华峰双双打入诏狱，但《南方都市报》仍然初衷不改，继续为大陆文化人提供“新闻传教”的大平台，继续以“佘长林冤案”、“《收获》杂志借巴金名发行虚假广告案”、“中国最牛钉子户”、“中国最贵钉子户”等新闻报道，“传教”宪政，启蒙民主。可以说，一个以《南方都市报》为先锋，有北京《新京报》、西安《华商报》、上海《东方早报》、广州《南风窗》众多平面媒体和各地网站紧密呼应的中国“新闻传教”大平台，已成为中国宪政自由民主的新启蒙方式。

《新京报》公开宣称：“新京报人有政治家智慧，决不做匹夫之勇和懦夫之怯。要有度！”这个度就是“新闻传教”。

自由民主的歧义催生共生主义

现实已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今日仅仅用“民主、自由、宪政”一词，已不能真正区分人们的理念之别，因为现有的“民主、自由、宪政”其实包含着多种截然不同的理念，学界公认，目前至少有两种民主观、三种自由主义。

比如“民主”，有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两大民主传统，一是以古代自由为核心的“共和主义民主观”，一是以现代自由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民主观”；而中国特色的民主，则有“道家民主”与“儒教民主”，“儒教民主”向往“太阳系中心”——以君王为核心，至多只有“帝王之下人人平等”，而“道家民主”依“宇宙太极图”为据，强调的是无中心的均势搏奕。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正是两种不同的自由民主观念之辩，前者是以现代自由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民主观，后者是以古代自由为核心的共和主义民主观。中共所宣扬的“马列主义民主集中制”，其实源于“共和主义民主观”与“儒教民主”的混血。

而“自由”，更有洛克为代表的“消极自由”与卢梭为代表的“积极自由”和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三种。

“消极自由”指个人享有法律所保障的一系列权利，是一张由宪法所列举的人权清单，多体现为私人领域的自由，即“非政治性的自我保护权利”；而“积极自由” 的内涵，有三种不同的运用：一种是贡斯当所说的古代自由，即政治参与的自由；二是格林所说的“从事值得去做或享受值得享受的事物的一种积极的力量或能力”；三是柏林在《两种自由》中所批评的康德式的“意志自主”。

从历史实践经验来看，“积极自由”极易导致“公意暴力”、“民主专政”和“过度的政治化”，古有希腊城邦社会要求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社群的“公共善”，不容许有违反公共意志的私人表达空间，结果致使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近有文革的“四大自由民主暴力”和“六四暴行”；而“消极自由”则易使人们局限于 “过度的私人化”，彻底沦为“经济人”。

许纪霖等学者已发现，一部现代西方的民主思想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彼此对峙、相互理解并逐渐互相包容的历史。当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虽然从洛克的自由主义一路发展而来，但也吸取了若干卢梭的共和主义思想传统；而以哈贝马斯为精神领袖的新“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又全面镶嵌到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框架之中。尽管西方目前的建制架构主要还是自由主义式的，然而，它已经不纯粹了，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意味着即使在现实建制里面，也吸收了相当共和主义的传统资源。而“第三条道路”在欧洲政治中的大规模实践，也体现出未来西方民主发展的一个新的可能性方向。在这一方向的内涵中，重新理解和建构了的共和主义民主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比重。现代的西方民主，正是借助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这两种传统的共生，才拥有了不断自我反思、自我完善的内在资源。而只有一种资源的思想和体制是注定要僵化乃至崩溃的。可见“非此即彼”的单一主义思想已为历史所淘汰。

刘军宁、杨鹏等思想者认为，无论是自由主义民主，还是共和主义民主，它们都不可能成为一种完备的理论或完美的实践。新的研究证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应该中国化，与中国本土的儒、释、道、法四家融合共生，既需要“儒教自由主义”，更有待“天道自由主义”。“祸莫大于无敌”，因为任何一种力量走到极端，都会物极必反，凡社会力量（阴阳、左右），都不代表绝对真理，只是真理的一半。文明教化的基础，一是神，二是道，不可偏执，将“神”与制度分离，将“道”转为制度，这就是西方近代宪政革命的核心。自由民主的关键，在于有容纳任何对立面的共生海量。即便我们有了“政治权力乃恶”的政治价值观，仍然只能对任何政治权力都进行有效的限制与监督，而不能消灭之，将一条凶恶的看门狗加以拴住，远胜于打死它。“善”在各种思想的合力之中，而不在任何一股独大之中。

比较中国传统思想，“道法民主制”有要求压缩和隔离政治权力的功能，“儒法民主制”则会膨胀和放大政治权力，因此，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如军队）适当保留一些儒法民主制，而在政治文化经济活动中则主要试行道法民主制。用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要素激活本土的“道法家”（道家与法家结合，以道限法）和“儒法家” （内禅外法，圣人治国），将可能产生新的均势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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