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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推民运领袖的意见——良臣择君而侍——告郭国汀先生
关于公推民运领袖的意见——良臣择君而侍——告郭国汀先生
郭国汀先生：
你的《论公推中国民运政治领袖的必要性》我已经读了，我感谢你对我的介绍，同时你比以前有所进步，但是还不够的。当今中国，只有我张国堂才能领导中国民运走向胜利，走向成功。对此，你还没有认识到！
中国民运搞了三十多年，至今还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而且还内讧不断。究其原因，是由于民运人士普遍缺少政治学的常识。像王丹、刘俊国虽然是博士，高深的知识学了不少，但最初等的政治学常识，却是不懂。在政治智慧上，当今的民运人士比刘邦时代的志士仁人差得远。这都是由于中共的教育所造成的。中共一方面用马列毛主义的歪理邪说毒化我们，另一方面不让我们接触优良的政治文化。我们民运人士也是深受中共党文化之害。虽然海外有人经常集会对共党文化口诛笔伐，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共党文化对共党文化，或者是以逆反心理来讨伐共党文化。这都难以消除共党文化对我们的毒害。我们要消除共党文化对我们的毒害，不是对共党文化口诛笔伐，而是用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清洗我们自己的头脑，然后再清洗中国政府官员的头脑，再然后清洗民众的头脑。由于我们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混乱，没有共识，这是导致民运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
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你很看重陈泱潮，我却认为陈泱潮是根本行不通的。你要知道，人类已经几千年，人类在政治学说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智慧。我们今天不是要在政治学说上搞独创，而是要运用人类已经发现了政治学真理。陈泱潮绝对不比孔子、孟子、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等公认的圣贤高明。中国广大的读书人会接受这些圣贤，但很难接受他陈泱潮。在宗教上，广大基督徒只会接受教会的教义，不会接受他陈泱潮的所谓“人权灵本主义”。陈泱潮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他过分依仗他自己的才智，他思得太多，而学得太少。他独创的东西太多，因此人们难以接受他。
当然，陈泱潮也接受了一些圣灵的启示，他知道人子已经来了，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临了。上帝给他的使命是寻找人子，顺服人子，为人子做见证。这是极大的功劳，也是极大的荣耀。但他不顺服圣灵。却自高自大，暗示自己是人子，还在教会之外另搞一套，制造教会的分裂和混乱。这是重大错误。
徐水良的政治思想也不会被大陆读书人接受。也不可能被中国民众所接受。在美国，真正支配民众日常言行的是基督教，不是文艺复兴运动或启蒙运动以来的所谓大师。中国已经有上亿基督徒，不可能接受徐水良的无神论。中国古人是敬畏神的，不是无神论。祭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中国人民经过中共无神论文化肆虐之后，不会再接受徐水良的无神论。
中国古人的所谓民本主义是说：民为邦本。这与思想文化上的人本主义是不同的。思想文化上的人本主义必然导致纷争，因为各人都会以自己为本。自是是人的本能。自是也就是袁红冰说的：自己为自己的立法者。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自己为自己的立法者，那么中国必然是一盘散沙。而且：骄傲的人不仅主张自己是自己的立法者，也试图成为别人的立法者。人本主义就是主张人为人的立法者。神本主义就是主张神是人的立法者。神本主义必然导致国泰民安，而人本主义必然是纷争、内讧。在当今中国，胡锦涛要以他胡锦涛为本，徐水良也要以他徐水良为本，蒋庆也要以他蒋庆为本，等等，这能不纷争吗？
我们主张在思想文化上是以神为本，尊神为大，就是高举《圣经》。当然，高举《圣经》的人们也会产生意见分歧，从而也会有纷争。但没有《圣经》的人们更会产生意见分歧，更会纷争、内讧。这样的人不是你死我活的争斗，就是一盘散沙。文革结束之前的中国人是你死我活的争斗，现在的民运人士是一盘散沙。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没有《圣经》的外邦人往往喜爱争闹，这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在《圣经》的指导和约束之下，才有安静、和平、和睦、公义。
必须说明：神权不等于专制。神从来没有搞过专制。只是有人假借神的名搞专制。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不是神权专制，而是人假借神名搞专制。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禁止普通信徒读《圣经》，而且教皇与君主联合以暴力搞专制，这不是神权专制，而是人的特权专制。只要人们都高举《圣经》，任何人都难以搞专制。如果排斥神权，否定《圣经》，就往往会导致专制暴政！中共就是例子。法国大革命也是例子。非基督教社会往往比基督教社会更专制横蛮，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看到：不要基督作王，往往是枪杆子作王。当今中国就是枪杆子作王。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枪杆子作王。袁红冰主张暴力革命和军事政变，这实际上也是要枪杆子作王。
我强烈主张废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树立“选票里面出政权”的伟大原则。如果拥有投票权的人信仰耶稣基督和再来的耶稣基督，那么就是基督作王了。我们追求的，就是基督与基督徒们一同作王。当然非基督徒的公民沾基督徒的光也作王。所有公民都通过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执掌中国的王权，这就是我们中国共和党的理想。
张国堂学说不是我张国堂的独创，而是张国堂学，张国堂说。张国堂学说是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综合，也是运用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于中国现实实际的产物。我独创的思想很少，我只是运用历代圣贤们的学说来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我效法孔子述而不作，温故而知新。我主张综合就是创造；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也是创造。
我希望你要多读《林肯传》、《林肯选集》、《尼克松回忆录》、《里根回忆录》和《肯尼迪传》等西方著名政治家的传记和回忆录，也要读读《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要研究政治人物，吸收伟大政治家的政治谋略和经验，还要学会分辨人。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谁适合做领袖。
在秦始皇死后，陈胜吴广发动起义，天下纷纷响应。各路起义人士都知道推举领导人的重要。例如：沛县的豪杰推举刘邦为沛公，领导沛县的起义人士。而各路起义军的头头都愿意听从楚怀王的号令。我们的民运搞了几十年，但却不知推举民运领袖的重要性。各个知名的人士，彼此老死不相往来，各人彼此单干，就像农民搞单干一样。这能成事吗？政治是团队的事业，但王丹、刘俊国、魏京生等人却像农民一样搞单干。彼此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中国民主运动能成功吗？
由于民运人士都受中共的人民史观和所谓群众路线的影响，轻视智慧、轻视人才。最近有假冒中国民主党的人与中国自由民主党在纽约开会，提出：“群众，群众，还是群众；组织，组织，还是组织。”这种指导方针就是轻视领袖，轻视政纲政策，轻视人才。这个方针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有古训：“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说将才的稀少。而作政治领袖的人才更加稀少。中国古人非常珍爱人才，只有中共才轻视人才。许多民运人士也受中共的影响，也轻视人才，轻视智慧。这是海外民运失败的最大原因。
由于历史的机遇，王丹、魏京生出名了，这是民运的财富。但民运人士不重视这个财富，他们自己也不重视这个财富。王丹、魏京生没有主动承担领导中国民运的责任，这是重大的过错。如果他们中的任一人在1998年之前站出来竞选中国的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我就不会出来竞选，我一定会支持他竞选，帮助他竞选。我会给他献计献策，帮助他提出政纲政策。如果我不同意他的某项政策，我会像魏征忠于李世民一样，向他谏忠言。只要他把我当作部下，我一定追随他，忠于他。但是，魏京生和王丹他们至今都没有打算竞选中国的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而且他们又不支持我竞选，这是重大的错误！
竞选中国的国家元首，这不是异想天开，而是中国民运唯一可行的道路。1989年以来，中共中央在重大施政方针上是根本错误的，这种错误已经把中国政府带到了垮台的边缘。中国有古训：民无信不立！中共中央一直“打左灯，向右拐”。中共中央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左，但在经济改革政策上坚持右。这种狡诈而毫无诚信的做法必然失信于天下。当今中国连宪法都成了谎言，这能不失信于民吗？海外法轮功推出《九评共产党》，说共产党是邪教。共产党有权为自己辩护，但他们没有为自己辩护，因为没有理由为自己辩护。随着《九评共产党》的传播，中国人民肯定会接受共产党是邪教的说法。中国能由邪教统治吗？因此，只要我们民运人士团结一致，我们一定能通过竞选全国各县级人大代表而夺取中国最高领导权。因为中国只有县级人大代表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如果我们在某县的人大中获得多数，就可以决定该县的县长，也可以决定上级人大代表的人选。因此，只要我们在全国大多数县的人大中获得了多数，就能获得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而且，中国的人大容易被强者操纵。中共长期操纵人大以实现对全国的统治。一旦我们发展起来，我们同样可以操纵人大对付共产党，甚至解散中国共产党。前苏联的少数改革派当选苏维埃代表而很快就控制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因此，我们在2009年通过竞选人大代表而夺取中国最高领导权是完全有可能的。
孙不二的中国泛滥联盟参加过2006年竞选，但他们的竞选策略有错误。他们不该过多地关注当地的地方事务，而要关注全国性的事务。要严厉批评中共中央，而不要得罪地方。要大胆地把停止镇压法轮功作为竞选的政纲。也要大胆主张：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还要宣传《我张国堂同所有中国人约法七章》，等等。不仅要发传单，而且要用嘴巴宣传我们的主张和见解。我们要学会做演说家。
我们要动员海外和国内的民运人士致力于2009年的人大代表竞选。要思想统一，海外的中文媒体要把声势造起来。
如果中共到时不容许我们竞选人大代表，非法剥夺中国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就在某地或网上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只要把所有民运人士整合成为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我们就不愁不能战胜中共。
现在要公推民运领袖是很难的。任不寐曾发起网选总统，至今近两年了，却毫无结果。你说民运领袖不能自封的说法，并无根据。任何人都有权自封民运领袖，但每个民运人士各人有权决定追随，或不追随。每个民运人士都有权选择追随自己属意的民运领袖。这是公平的，也是现实可行的。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君而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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