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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民运若干问题的意见——答郭国汀先生
关于中国民运若干问题的意见——答郭国汀先生
郭国汀先生：
你的《我的几个基本观点答张国堂先生公开信》，我已经读了，是刚刚读的，答复如下：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说：“关于这本伟大的书（指《圣经》），无庸我再置喙了！它是神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救主给予这个世界所有的美事尽在于斯，没有它，人类将浑然不知是非对错。」”我们必须以《圣经》为是非、善恶的标准。我告诉你：人以为善的，并不一定是善。人以为恶的，并不一定是恶。
主耶稣基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5:9）你也研究过美国的宪法。美国宪法的序言中明确说：美国人制定宪法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宁。袁红冰先生鼓吹暴力革命，这是为了中国人的和睦吗？这有利于国家的安宁吗？你说：袁红冰是“才华横溢，智慧超群，文采一流，机智勇敢与中共专制暴政彻底决裂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我不否认这一点。不论袁红冰先生多么的如你所说的那样“好”，只要他破坏国家的安宁与社会和平，我都要怒骂他是祸国殃民的反贼。当年毛泽东不也是“才华横溢，智慧超群，文采一流，机智勇敢与‘国民党专制暴政’彻底决裂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吗？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说国民党专制独裁暴政，于是支持毛泽东共产党的暴力革命，结果却是“前门拒虎，后门迎狼。”我们现在知道：共产党的专制暴政远远超过国民党的专制暴政。不仅中国的历史是这样，外国的历史也是这样。以暴力革命推翻暴政之后的政权往往更加专制暴政。如果袁红冰的暴力革命能够成功，其结局必将比当今的共产党更加专制暴政！你读读《阿奎那的政治著作选》，就知道这一点。
我想你读过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的路易十四是个暴君，而路易十六则比较开明，比路易十四好得多。但路易十四时期没有爆发大革命，而在路易十六时期却爆发了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府比路易十六更加专制暴政。这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就中国来说，毛泽东是最为残暴最为邪恶的暴君，而毛泽东时期却没有人鼓吹以推翻毛泽东暴政的暴力革命。现在的胡锦涛比毛泽东要好得多，却有人鼓吹暴力革命或军事政变。我们可以预测：一旦以武力推翻胡锦涛，其后的政府必将更加专制暴政。
我怒骂袁红冰是爱袁红冰，免得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罪人。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先屠杀了别人，后来他们自己的脑袋也掉了。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是史无前例的探索，虽然有许多人咒骂他们，但很难说他们是历史的罪人。今天，在有足够多的历史经验的情况下，再鼓动暴力革命，就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你说袁红冰有骄傲和过于清高之嫌，他袁红冰是否清高，我却看不到。他确实很骄傲。你要知道：骄傲是人最大的罪性，是社会纷争和国家内讧的最大根源。毛泽东成为民族的最大罪人，就是因为毛泽东骄傲。既然你已经看到袁红冰有骄傲之嫌，你就应该棒喝他，而不是鼓励他，更不能追随他！
任何人如果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自己的才智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上帝耶和华的信靠上，这就是骄傲。任何人如果以自己为自己的立法者，而不顺服《圣经》，这样的人就是骄傲，如果他才智超群、机智勇敢，他就很可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反贼。就像毛泽东一样！
斯大林与希特勒势不两立，彼此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战争。这能说明斯大林就是正义吗？不要以为凡是反对中共暴政都是好人！在当今中国，谁破坏国家安宁和社会和平，就是坏人，就是邪恶的反贼。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中共确实不仁，但疾之已甚，也会致乱。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当然，我对袁红冰先生并无成见，只要他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接受张国堂学说，主要是要顺服《圣经》，我一定重用他！
民运只能有一个头！我想当头，如果袁红冰也想当头，那么我与袁红冰之间的争战就不可避免。我1999年就开始竞选中国的元首，如果袁红冰真想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他就应该追随我。他如果对我的政纲政策有何不满，他应该推出批评，并提出建议，他不该对我置之不理，就另搞一套。这样在客观上就是在分裂民运！分裂民运就是破坏民运。袁红冰虽然才华出众，但他的所作所为是在破坏民运，不是推动民运！
“只有爱共产党人，才能铲除中共暴政。”这在逻辑上有什么不通？爱共产党人，就要教育共产党人。只要把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传授给共产党人，就能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由于共产党的说教和制度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利益，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说服共产党人放弃共产党的说教和制度，接受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前苏联共产党的专制暴政是由于前苏联共产党人自己推翻的，有什么理由说中国共产党人会死抱着共产党的说教和制度不放？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主动变革，苏联和东欧很难和平演变。这难道不是历史事实吗？
说中国人没有反抗精神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中国人民没有反抗精神，怎么会有共产党的专政？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些话，你忘了吗？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世界之最！中国近年来民众抗议风潮也是世界少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中国人民缺乏的是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真理。特别是缺乏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真理。如果没有这些真理，中国绝对不可能实现宪政民主。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说明：民众的反抗只能导致更加的专制暴政！
爱仇敌是基督教的教义。斗争哲学才是共党文化。袁红冰以斗争哲学对付共产党，这才是受共党文化的毒害！
《九评共产党》也是出于爱共产党人，教育共产党人。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邪恶和暴政比以前要好的多”。这是事实判断，绝不是媚共言论。从1949年至1978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导致至少六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现在遭迫害的人和惨死的人要少得多。在文革时期，甚至有人吃反革命或地主的心脏，现在有这样的事情吗？当然，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以前那样邪恶和暴政，这不是中共领导人的功劳，而是由于基督教的兴旺、儒学的复兴和法轮功以及佛教道教的复兴的结果，也是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的结果。
对于高智晟先生写三封为法轮功辩护的公开信，我从来没有对他冷嘲热讽，而是高度赞扬，高度肯定。我于2006年1月13日为他写了《手援天下，还是道援天下——致高智晟律师》，我又于2006年3月14日为他写了《只有组织政党接管政府，才能救国救民》，我还于2006年4月8日写了《组织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加入我党没有危险》。在这些文章中，我高度赞扬了高智晟为法轮功辩护的正义行动。但我反对高智晟先生搞绝食抗争，而建议他加入中国共和党。但高智晟对我的建议置之不理。高智晟似乎对我不屑一顾，我才严厉责备高智晟先生。连丁子霖教授也反对高智晟的绝食抗争，高智晟先生却要一意孤行！你自己去读一读我的那些文章，是我张国堂比高智晟高明，还是高智晟比我张国堂高明！1989年北京学生的绝食抗争导致流血，导致失败，这就表明高智晟的绝食抗争是根本错误的。波兰的瓦文萨搞过绝食抗争吗？瓦文萨勇敢地组织团结工会，这实际上是政党。我组织政党，难道我就没有高智晟勇敢吗？
对于法轮功遭受残酷迫害，我并没有袖手旁观。早在2000年，我就公开为法轮功辩护，我明确宣布：法轮功不是邪教！你读读我的《给江泽民的公开信》，就知道我最早为法轮功辩护。为了在网上宣传这篇文章，我曾经被中共关入精神病医院。
即使我现在公开宣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共与法轮功鹬蚌相争，我们中国共和党就要渔翁得利。”这也是在帮助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如果共产党人明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就放松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不是帮助国内法轮功学员吗？你知道围魏救赵的故事吗？我组织中国共和党的努力，在事实上就是以围魏救赵的方式帮助国内的法轮功学员。我不知道你们就如此地缺乏智慧！为什么看不到我的苦心呢？你是不是要我后悔？我该不该器重你？！
中共与法轮功的争斗，不是我挑起来的，恰恰相反，我一直劝中共停止镇压法轮功。我也劝导法轮功组织不要以武力推翻中共政权。如果我挑动中共与法轮功互斗，然后悄悄地得渔翁之利，那才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择手段。那才是不道德。我一直建议法轮功学员接受《圣经》的教导，不要为自己伸冤。我的这个建议，你们肯定会反对，但这是为了减轻国内法轮功学员所受到的迫害。我从不鼓动法轮功反抗中共，因为海外法轮功的反抗会激怒中共更疯狂地镇压国内法轮功学员。
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导致法轮功的反抗，以致中共与法轮功互斗，这是国家的不幸。中共与法轮功的争斗会破坏国家的安宁和社会和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作渔翁吃掉中共和法轮功，这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也是共产党人之福，更是法轮功学员之福。因为我不是以武力消灭中共和法轮功组织，我是靠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共产党人与法轮功学员都归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兄弟。我爱共产党人和法轮功学员，视他们为儿子，也视他们为父亲。这难道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而不择手段吗？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是必然的规律，对那些没有声称做渔翁的人，实际上也在暗暗地做渔翁。我希望法轮功学员要警惕那些鼓动自己与中共对抗的人，这些人才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而不择手段的人。
我愿意实践我的思想，追求我的理想而坐牢，但我不愿追随别人而坐牢。这有什么逻辑混乱？对已经坐牢的人，我追随他，就肯定坐牢，我能追随吗？谁愿意坐牢？你不怕坐牢吗？你不怕坐牢，为何要出国呢？你可能会说，你不怕坐牢，就怕被关精神病医院。中共让你坐牢，还是把你关精神病医院，你做不了主。对袁红冰等海外的“勇士”，我追随他，这肯定坐牢，我能追随他吗？高智晟不敢加入中国共和党，实际上也是怕坐牢。他说：“现在在中国成立什么政治性组织，就等于替中共签发了捕杀通知单。”我说加入中国共和党风险不大，搞绝食抗争，并同袁红冰搞在一起却可能被抓坐牢。实践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而高智晟却错了。人总是避免自己所想的明显危险，而勇走自己认为的可能的安全之路。这是人之常情，怎么就是逻辑混乱？我实践我自己的思想，可能会坐牢，也可能不坐牢，我的思想对我自己和国家都是有益的，这个风险值得我冒，因此我甘愿冒险实践我自己的思想。在1998年，只有王丹、魏京生和王有才等是知名的民运人士，我追随他们，就肯定坐牢，我自己组织政党，并竞选国家元首，却是可能坐牢，你在我当时的处境下你会怎样选择？我虽然在2004年11月17日之前，曾五次被中共关入精神病医院，但2004年11月17日之后，国保大队再也没有找我的麻烦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继续走我自己的路，而去追随坐牢的人，那我真是疯子了！我当然是尽量避免被中共关押，实在避免不了，那就只有勇敢面对。因此，虽然我五次被中共关入精神病医院，但我决不追随肯定导致我坐牢的人。这怎么就是逻辑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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