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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底風雲---二戰名記者朱啟平傳》 三 以筆報國
西安事變以和平解決告終﹐內戰暫息﹐祥麟及其戰友們夢寐以求的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形成了。平津學生和全國人民一樣無不為此歡欣鼓舞。
然而亡國的危險未除﹐日寇侵華的戰車繼續高速疾馳。1937年7月7日﹐北平勝景之一蘆溝曉月的寧靜﹐被日軍的砲火破壞無遺﹐接著“八. 一三”上海市區又遭敵海軍艦炮轟擊﹐大批市民血濺外攤。戰火迅速蔓延﹐平津學生不得不告別校園﹐踏上千里流亡的苦難歷程﹐祥麟亦是其中之一。
他好不容易回到南京家中﹐席不暇暖﹐日寇開始了大轟炸﹐九朝古都的勝跡遭敵機炸毀﹐無數老弱婦孺陳屍於石頭城內外。祥麟目睹這種種慘象﹐不禁怒火中燒﹐對敵人更加恨之入骨。
其時上海復旦大學已遷至江西廬山。他為繼續其學業遂由南京坐船前往該處﹐以燕京大學的學歷借讀於新聞系。經友人相助﹐他在牯嶺借了一間房子居住。剛好他的堂弟玉麟亦入讀復旦大學經濟系﹐兩人遂住在一起。
至十一月間南京告危﹐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宗良夫婦一家隨同上路。而復旦亦決定內遷巴蜀﹐祥麟遂同船入川。沿途親見難民絡繹不絕﹐數十萬人有如密密麻麻的螞蟻陣﹐蜿蜒曲折地行進在崎嶇險峻的山道上﹐因日晒雨淋﹐餐風露宿﹐疾病流行﹐飢寒交迫﹐倒斃於途中者不可勝數。而數千人擠聚於陳舊的江輪上﹐逆流而上通過三峽﹐連續多日晝夜無法安眠﹐食物﹑飲用水均嚴重缺乏﹐空氣混濁﹐衛生條件惡劣﹐船上苦況與陸路艱辛不相伯仲﹐構成了不堪展讀的難民圖。這一切令祥麟沒齒難忘﹐誓要殄除元兇禍首日本侵略者﹐為國雪恥﹐為民雪恨。
書生報國﹐有投筆從戎如西漢班超者﹐亦可用其所學貢獻於社會﹐服務於人群。祥麟即取後者﹐以筆為武器﹐為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而戰鬥。
他抵渝後抓緊完成學業。先在復旦大學重慶分部上課﹐該分部位於菜園壩原復旦中學校址。39年初再轉至北倍對面夏壩復旦校本部﹐在那裡修讀完成所需學分。
畢業後﹐他即加入新蜀報任編輯。這是當地一家頗有影響的大報﹐由地方實力派創辦於1921年2月1日﹐23年起﹐曾聘請著名中共黨員蕭楚女為專職主筆﹐內容煥然一新﹐成為進步力量的喉舌。25年夏蕭離渝赴穗﹐該報仍堅持反帝傾向。抗戰期間與中共的新華日報聯繫密切。其副刊亦多由進步文化界人士主持﹐日銷量為六七千份﹐與《中央日報》﹑《掃蕩報》及《新華日報》三家相若。後面這三家都是外地遷渝的大報。《中央》乃國民黨中宣部直轄的﹐《掃蕩》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機關報。《新蜀報》能與之分庭抗禮﹐自有其能耐。
也真不湊巧﹐祥麟上班沒幾天就遇上日寇大轟炸﹐那是39年5月3日﹑4日﹐連續兩天敵機瘋狂進犯戰時陪都﹐山城重慶遭遇了一場慘不忍睹的浩劫。日寇先是空中掃射﹑投彈﹐繼而擲燃燒彈﹐輪番濫炸﹐使山城變成一片火海﹐其後滿目瘡痍﹐到處斷壁殘垣﹐死傷枕藉﹐二十多家報社大多被毀。
“敵機的殘暴﹐不能使重慶無報﹗”(1)各報宣佈停刊﹐改出聯合版。辦公地方設於未遭太大損毀的<時事新報>社防空洞所在處﹐由各報輪流派人當值編報。頭一晚便是祥麟值班﹐在一棟小樓上編發稿件。
就在樓下的小院裡﹐埋了一顆炸彈。它深陷地裡沒有爆炸﹐工兵正緊張地把它挖出來再行拆卸。沒人知道這炸彈是否那種不會炸的“臭彈”﹐誰都對此沒把握。但是祥麟和其他值班編輯﹐還有排字﹑校對等員工﹐人人都聚精會神地埋頭工作﹐完全置個人生死安危於度外。
編完了報已是凌晨三時﹐祥麟離開位於打銅街口﹑通往朝天門的馬路一側的報社﹐徒步走向在棗子嵐亞的家﹐那是他父母來渝後的住所。他放眼望去﹐只見﹕
“原來繁華的市區﹐這時一片死寂。小梁子﹑都郵街﹐店舖麟比﹐沒有燈光﹐有的被炸毀了﹐斷垣殘牆。沒有聲音﹐沒有人跡。黑暗吞噬一切。偶爾看見瓦礫中有物移動﹐那是老鼠。通過售珠市﹐走到七星崗﹐一片斜坡上的房屋﹐都被炸平了。在那斷木殘磚之中﹐燭光搖曳﹐焚香生煙。死者的家屬﹐在這親人喪生的地點﹐追念亡靈。在我經過時﹐忽然發現街旁台階上﹐坐著一個人﹐面對微光閃爍的香燭。我看不見他的臉﹐因為他臉上罩蓋著一塊紅布。夜色沉沉﹐他獨坐道旁悼念廢墟中的親人﹐何以紅布遮臉﹖我悄悄從他身旁走過﹐沒有驚動他。前行到觀音岩﹐走下長坡﹐老遠就見路旁黑暗中有微弱燈光。走近一看﹐一副門板上停放一具遺體﹐腳後點著一盞油燈....... ”(2)
大轟炸後﹐重慶疏散人口﹐祥麟見到另一幅圖像﹕
“不斷的人流﹐ 攜帶僅有的財物﹐扶老攜幼﹐經過上清寺﹑李子壩﹐向小龍坎﹑沙坪﹑歌樂山﹐沿成渝公路疏散。各種車輛緩緩而行﹐政府官員的汽車﹐也來運輸難民﹐其中包括監察院于右任的。站在路旁﹐注視這萬民流亡圖﹐真不是滋味。”(3)
此情此景﹐半個世紀後他依然歷歷在目。在一篇文章中他回憶當時的感受道﹕
“抗戰進入第三年﹐敵人滅絕人性﹐以炸彈殺害並非作戰部隊的老弱婦孺﹐炎黃子孫﹐難道真要淪為東洋鬼子的亡國奴﹖”(4)
日寇的殘暴﹐同胞的苦難﹐令他熱血沸騰﹐他把滿腔義憤凝聚於筆端﹐更加辛勤工作。
其後﹐他轉到<國民公報>任職。那是四川歷史最悠久的一份報紙﹐由地方實力派康心如﹑康心之兄弟所有。該報1910年12月17日始創於成都﹐36年8月1日遷渝﹐自稱有四大特色﹕軍政新聞靈通﹔經濟消息精彩﹔教育報導詳盡﹔各地通訊充實。其政治態度明顯帶有中間路線色彩。(5)也許是後面這一點得到祥麟認同﹐所以儘管其銷數只三﹑四千份﹐他卻改投此報。
翌年﹐他又作出新的選擇﹕加入了大公報。該報以言論公正廣有讀者﹐當時銷數達一萬二千份﹐遙遙領先於重慶其他各報﹐比居次的<時事新報>和<新聞報>超出一半。
就歷史而言﹐在戰時陪都的二十二份報紙中﹐大公報亦堪稱老大哥。它由英斂之始創於1902年6月17日。1926年9月1日由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三人以“新記公司”名義接辦﹐初期一直在天津出版。抗戰爆發後兵分兩路﹐一路先遷上海﹐再徙漢口﹐終移重慶﹔另一路去香港﹐後遷桂林。津版於31年曾銷至四萬份。
對祥麟來說﹐大公報的吸引力除銷數獨佔鰲頭外﹐主持人胡政之具伯樂之明更為攸關。胡善於識人﹑用人﹐旗下名記者層出不窮﹐范長江﹑孟秋江﹑楊剛﹑蕭乾﹑徐盈﹑子岡等﹐真是星光熠熠。能與這樣一批新聞界才俊共事﹐自是祥麟所願。
此外﹐祥麟之父與張季鸞﹑胡政之在<民立報>時期有同志之誼。張為<民立報>主要撰稿人之一﹐胡是民立圖書公司編輯﹐彼此理念相同。
不過﹐父親的關係對於祥麟之進入大公報未必有什麼助力。主管人事的胡政之堅持任人為賢的宗旨。他還採用內外互調的做法培養人才﹐即對於錄用的編輯採訪人員﹐一律先安排擔任採訪工作﹐具培養前途者就調任一般編輯。待磨練一段時間後﹐再外放任特派記者或特派員。祥麟便是循此逐步提高的﹐他原在<新蜀報>和<國民公報>任編輯﹐40年加入大公報後﹐因工作需要幹了一陣夜班編輯﹐但沒多久就被派往昆明﹐採訪滇緬路通車的新聞去了。
這條滇緬公路﹐是“七. 七”事變後﹐云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建議修筑的﹐作用在於通過緬甸仰光﹐保證維持一條出海交通線﹐以防日寇封鎖我全部海岸後﹐國際間的貿易運輸完全中斷。當局批准此議後即於37年11月間開始測量﹐12月正式動工。施工高峰時﹐每天有二十萬人投入工程﹐至38年8月31日﹐中國段全長1154公里全線勝利通車。只用了短短九個月時間。美國總統羅斯福聞訊表示懷疑﹐專令駐華大使詹森經滇緬路返美報告。確證其事後羅稱此乃一大奇跡。而日寇佔越南後﹐該路即成我國唯一國際通道﹐抗日軍用物資及一切進出口貨物﹐還有盟國軍援等均藉其運輸。(6)
但40年7月間﹐英方借口“減少帝國局勢的緊張”﹐封閉該重要交通線。實質是害怕觸怒日寇。經中國政府一再交涉和英國友好人士抨擊﹐更由於英國希圖借助中國的力量﹐挽救其遠東殖民地﹐故三個月封鎖期滿後﹐英方終於在當年10月18日﹐重開滇緬公路緬甸段。祥麟----- 此時已改用啟平一名﹐就是奉命去昆明採訪再度通車後的新聞的。
他抵昆後﹐立刻開始緊張的工作﹐深入現場取得第一手資料﹐然後迅即發回專電到重慶。有時下午四時發稿﹐次日見報。也有的是下午八時甚至晚十一時發稿﹐第三日刊出﹐可稱夜以繼日。
41年4月6日﹐星期天﹐重慶大公報第二版(要聞版﹐頭版為廣告)顯著位置﹐刊登長篇通訊<滇緬路上>﹐署名“啟平”﹐這迄今所見他所採寫的首篇通訊﹐全文二千六百字﹐縱貫九欄﹐文末署“三月二十八日寄”﹐在路上走了九天。
該文首段稱﹕
“記者最近獲有機會﹐視察滇緬公路。三月十一日自昆明出發﹐至滇邊婉丁(俗寫作畹碇)﹐二十四日歸來。沿途勾留﹐稍有見聞﹐茲撮要報告如左﹕”
下面用夾敘夾議筆法﹐詳談所見所感。首先抒發的感想是“中國地域之廣﹐人力之強”。他特別提到“怒江瀾滄江兩側的高山﹐公路盤旋上下達七八十公里﹐而直徑距離不過十公里左右”﹐以此證明“工程之艱巨﹐無與倫比”﹐而我筑路民工﹐僅用八個月時間即完成此工程。
在分析滇緬公路地勢﹐表明其易守難攻後﹐他論述中緬中英外交﹐建議增進中緬人民往來及友誼﹐又提到少數民族問題﹐敦請當局注意。
文中主要談論公路的管理﹐包括調整各種各運輸機關﹐使之歸一以提高效率﹔改善醫療及汽車修理系統﹐做到“地點分散﹐力量集中”﹔設立文化站便利信息流通﹔加強對司機的教育訓練﹐盡可能對其提供最好的食宿與正常娛樂﹐以減少行車事故﹐保障運輸安全﹔進一步實施交通管制維持運輸秩序﹐等等。
文末強調“滇緬公路是我大西南唯一的國際交通線﹐國家的命脈”﹐故“要求不得不高”。但也肯定了路上各方面已有的進步﹐對於工作人員﹐“尤其筑路工人的努力﹐致深深欽敬之意”。(7)
就在朱啟平於大公報嶄露頭角之後十天左右﹐該報發生了一件歷史性大事﹕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推選大公報為1941年度最佳的外國報紙﹐頒贈榮譽獎章一枚。
該院院長馬丁致函胡政之總經理﹐謂“大公報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繼續作特著之貢獻﹐對於中國讀者之服務﹐式符新聞學之信條”﹐故“在教授會議中全體一致議決”贈給獎章。(8)獎狀中稱“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導﹐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國內輿論至巨。”又謂其自創刊以來“始終能堅守自由進步之政策”﹑“始終能堅持其積極性新聞之傳統”﹐雖屢受困難挫折﹐“仍增其威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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