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赴台出席学术研讨会，有机会聆听台湾大学一位硕士研究生的报告，深有感触。

    该报告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专题研究报告--九七刑法及其修正案之研究》，着重对1997年新刑法与1979年刑法进行比较研究，兼及97之后的刑法修正案。资料翔实，论证严谨，以一位21岁左右的台湾青年，能有如此成绩，无疑值得称道。

    然而，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同行的申渊兄言简意赅地指出，不能离开大陆政治的本质：中共一党专政！申兄到底是当过‘全国人民代表’，进过‘中共中央党校’的过来人，端的一针见血！

    换言之，海峡彼岸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在此一质的规定性下，无论其刑法如何修改，都不是现代社会民主国家所遵奉的法律，甚至也区别于戒严时期的台湾执行的法律。

    应当指出，该报告作者并没有忽略‘中共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迁’。他以此为题，谈到了‘毛泽东时代的政经概况--1978年以前政治挂帅'；也回顾了‘邓小平改革开放’，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中共十二大邓的开幕词以及十三大赵紫阳的报告。他还概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分析了这些‘意识形态对于刑法立法政策之影响’。他甚至特别提到：‘反革命罪章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章--政治色彩之降低’。可惜，所有这些都只是浅尝即止，没有进行深入的阐述。其原因在于作者对大陆毕竟缺乏了解，他的研究大体上是‘纸上谈兵’，仅从上述两部刑法字面上作比较，并且似乎没有参考港台及国际有关文献，完全依据中共方面的说法。例如，报告小结中这样写道：

    ‘总结1997年新刑法： 1，整合各种刑法规范为一体，实现了刑法典的统一性和完备性，为我国刑事法治的统一和有效运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2，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等三项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从而基本实现了刑法典的现代 化并强调和突出了其人权保障的机能 3，增设了普遍管辖规则并扩大了中国刑法的域外管辖权，增设了一些国际罪行和当代新型犯罪；注意体系结构的完备`法条内容的合 理和切实可行，从而提高了刑法典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增加法律和法制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笔者不是法律学者，只是对大陆事务比较留意。基于香港和海外媒体的报导以及在大陆的实际了解，兹就以上三点结论提出己见：

    首先，‘工农兵学商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条毛语录依然有效。目前中共仍设政法委员会，统一领导公检法。十七大之前，周永康是公安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只是政法委委员，要向周永康部长报告工作。这是什么‘刑事法治’？区区一部新刑法，能起多大作用？还不是如同其他法律一样，‘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飞在天上’？

    其次，大陆哪里有什么‘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周正毅获轻判，是平等吗？郑恩宠遭迫害，人权何在？刑法何尝为之提供保障？ 第三，什么叫‘法律和法制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毛一贯自诩‘无法无天’，连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这点。1979年他和外宾谈话说：‘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9页）所以，79年刑法对中共而言，是‘开天辟地第一回’。那时有四句话，叫：‘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实，许多领域都还无法可依。邓直言：‘我们的法律是太少，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只是开端。’（同上）至于后面三句话，更是徒托空言。那是人所共知的。

    这里要补充一个事实，那就是近十几年来，中共搞了个‘双规’，即所谓‘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通常用于党内高干。此乃法律所无，似乎亦不见于党章，使人想起‘刑不上大夫’的皇权社会惯例。请问，这些法外之法（实质是非法），除了破坏‘法律和法制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还能起什么作用？

    前面讲作者的研究大体上是‘纸上谈兵’，这不是全盘否定其努力。军队演习有所谓‘沙盘作业’，性质上也属于纸上谈兵，但那是有用的。同样，报告中对‘修正案的立法模式’提出质疑，便不无发人深省之处。报告引用张波的文章，指出自98年以来，大陆七次以刑法修正案修改`补充现行刑法典，这‘在根本上违反宪法'。因为‘刑法修正案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均取得了刑法典的效力，但是修正案的通过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刑法典的通过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者的通过主体发生错位，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

    不过，这种技术上的问题（香港称之为‘走法律罅’），相对于一党专政的根本，或者沿用储安平当年的说法，即‘党天下’这个症结，只属于枝节而已。

    总之，无论是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研究，只要是以大陆中国为对象，就必须‘念念不忘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很难避免瞎子摸象般不得要领的局面，或者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07-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