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当21世纪，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大概都以清华、北大为高校翘楚。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1949年以前，有过一所设于当时首都南京的名校，叫中央大学。校长曾经由蒋介石兼任，不难想见最高当局期望之殷。其地位即使未必高于北大、清华，至少是鼎足而三。我大哥就是它的学生。由于战乱关系，他从重庆念到‘还都南京’，在校五年之久，1947年从电机系毕业。
   
   旧中国工业落后，尤其抗战胜利后百废待举，他兴冲冲地到了台湾发电厂，殚精竭力，贡献所学。不料才过了几个月，就卷入一宗共党案，身陷囹圄。
   
   事缘他有一位同姓的同乡，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局搜捕不获，但从其广州住处搜到一封信，是我大哥写的。联系往日在校‘左倾’表现---曾参加46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台湾特务机关便将他当作‘共党嫌疑分子’关押起来。后经父亲通过‘党国高层’说项，并缴纳巨额款项，终得交保释放，但需定期作思想汇报。

   
   鉴于香港当时不在国府直接管治下，大哥遂潜赴该处，在坚尼地城海旁半山腰居住。那里依山建了五排房子，自高至低分别命名为：学士台，桃李台，青莲台，羲皇台，太白台。每排十间，均为三层，天台全部连通。大哥在羲皇台某门牌三楼租了一间斗室，约50平方英尺。对面是厕所，往里为厨房。条件简陋，市井氛围十足，与学士，太白等充满书卷气的名称大相径庭。尽管如此，他并未放弃进取，依旧手不释卷地研习专业知识，以待时机。
   
   翌年8月，时局大定，父亲专程自穗到港。恰值当时已参加中共游击队的三哥也在。父亲劝他二人赴美留学深造。兄弟俩商量后，一致表示要为‘新中国’效力。当年年底，他结束投闲置散的岛居生活，满怀壮志豪情，北上参加建设。
   
   谁知人才奇缺的新朝，‘政治标准第一’。他分配到沈阳某大厂，担任电机技术工作半年多，韩战爆发。书生气十足的他，在一次与同事闲谈中，随口讲了句：美国人并没打我们，志愿军无需出动。结果受到批判。之后调离工厂，改去技工学校教数学。入学者为小学毕业程度。尽管学非所用，工作并不对口，但他敬业乐业，深受学生欢迎。我那时的中学班主任是他在中央大学的同学。他在信中介绍自己的工作，不无自豪地说：我的学生将为‘国家电气化’作出贡献。（当时列宁的一句话家喻户晓，道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然而，中共的‘苏维埃政权’并不信任大哥，很快就再度调动他的工作。他从教室转到图书馆的里间，埋头于外文图书资料中，负责编书刊目录。这样一来，跟学生基本上没什么接触了。好在和他的专业还算多少有点联系，不至于完全用非所长。
   
   1958年干部开始轮流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锻炼。校方倒还不错，让他在黑龙江和家乡两处挑选。他选择回原籍东莞农村当农民。这一干就是两年，种田，烧砖，搞化肥，几乎全是重体力劳动。但他不以为苦，反而自得其乐。某次县里办培训班，为期三天，学习一项生产化肥的新技术。他只学了半天就会了。主持者马上请他当教员，向千余名学员传授。他能讲能写，能挑能抬，加上爱好音乐，吹拉弹唱，无所不通。农民都称赞他文武双全，喜欢他平易近人。没有人把他当做‘被镇压的阶级敌人的儿子’。工作之余，许多青年聚集在他周围，他和贫下中农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其中一位相当健美的姑娘，对他表示倾慕（可惜这段情后来无疾而终）。
   
   ‘良园虽好’，他到底一直怀着发挥所长的愿望。1960年春，校方终于遵照政策规定，把他调了回去。可是由于大`小‘气候’，他始终未能归口从事电机专业技术工作。文革一开始，更受到猛烈冲击。关‘牛棚’一年半左右，即被当局以‘特嫌’问题拘留，三个月后遭逮捕。又过了一年半，‘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下，（于）1969年11月29日病逝。’（引自《平反决定》）
   
   终其一生，他基本上没有施展源自中央大学的专业本领。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萨本栋的门生，教了几年初等数学，好像也丝毫用不上萨教授传授的微积分。他在技工学校任教时学会的手风琴，倒是深受学生与同事欣赏。
   
   大哥是1961年结婚的。大嫂在青岛当医生。福建人，毕业于教会大学。他们俩是匹配的，感情很好。但婚后多年都没能调在一起。这种夫妻分居两地的情况，在当时比比皆是，成了社会问题。大哥似乎没太大的埋怨。我母亲却很在意。可她老人家又能怎样呢？
   
   其实，母亲更在意的，应是‘白头人送黑头人’。但69年大哥瘐毙时，她孤身一人，在远隔万里的东莞农村被监督劳动，与大哥早就音信断绝。否则，真不知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她老人家，如何承受得了最钟爱的长子的噩耗？
   
   从大哥北上算起，78年过去了。昨天我偶然路过羲皇台附近。他当年的旧居一带，早已改建成高达数十层的楼群。如果天晴的话，相信能够眺望到旺角朗豪坊的半球圆顶。我心往神驰，浮想联翩。一艘破浪北上的海轮，一位雄姿英发的青年，萦回在我的脑际。如果那艘海轮，东出太平洋远航花旗国的话，船上的大哥今天不是十有八九会依然健在吗？可是，现实却是他生不逢时，才不得展，赍志而殁，长眠北国。
   
   想着想着，我的视线模糊了，泪水夺眶而出。一首五十年代在大陆流行一时的歌曲，仿佛响彻我的心头。那是我跟大哥都很欣赏的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名叫《拉兹之歌》：
   
   ‘命啊，我的命运啊，我的星辰！你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捉弄我？。。。’
   
   到底谁捉弄大哥这样一位中央大学毕业生？谁捉弄了更多的名校`非名校毕业生？所有这一切又是偶然的吗？
   
   （07-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