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首次报导医药卫生界反右消息，最瞩目的头条位置，是两行大字标题《李宗恩从章伯钧手中接受圣旨兵符 协和围攻‘医药界统帅’〉。被当局‘尊’之为帅的这位李宗恩，何许人也？
   
    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原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两院加上李教授本人，堪称40年代中国医药界的三面响当当的金牌！
   
    协和医学院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于1917年，开启了我国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和高等护理学教育的先河。中央研究院则成立于1928年，乃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其首批院士评定于1947年，均为我国当时最顶尖的专家学者，大体每一专门学科仅有一至两人，宁缺毋滥，故总共只有不足七`八十人，大多蜚声国际。

   
    李宗恩出身于江苏武进名门望族，留学英国，是我国热带病学研究的开山祖师，又是杰出的医学教育家。抗战期间，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组建贵阳医学院，为保存和培养当时中国的医学人才呕心沥血，卓有贡献。1946年，港英方面有意请他主持香港卫生署，他辞而不就，却于次年接掌北平协和医学院，成为该院的首任中国院长。1948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露，胡适`傅斯年动员北平的著名教授学人去台，其中有他，被他拒绝了。他要留下办医学教育。
   
    然而，他这种爱国的初衷在新政权管治下未能如愿。其弟李宗瀛回忆道：1950年，一次约妹夫吃饭，久候不至，宗恩极为生气，其妹夫解释称因开会耽误，他就说：‘在学术会议上安排这么多与议题无关的发言，真是极大的浪费。’而且会上动不动就‘请某某首长指示’，此种风气与其崇尚务实的‘洋脾气’更是格格不入。
   
    正如谢泳在《李宗恩的命运》（《北京青年报》2000年6月24日）一文中所说：‘像李宗恩这样的知识分子，和他所处的时代根本就没有可能达成平衡。那时对于派来协和进修的人员，李宗恩总要强调标准。他认为一些初级的培训班之类，根本用不着交给协和，以免分散科研人员的精力。’他要求来协和进修的人，要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医疗卫生实践经验，因为这是个高级研究机构。他还想把较有根基的医学院都恢复为八年制，前三年的基础课和人文科学列为医学预科。他在贵阳医学院时就是这么干的，学院开设的‘人文科’，由他聘请的名教授讲授语言`文学`哲学和逻辑等课程。这种做法明显的带有美国大学色彩。他还坚持学术自由，要求容许表达不同的观点。
   
    如果说，这些还属于学术领域的范畴，可以说大体符合毛57年初极力鼓吹的百家争鸣方针，那么，他在行使学院院长职权时，明确要求‘三权’，即：人事调动权，财务支配权和行政管理权，那就犯了大忌了。
   
    据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所说，毛当时对协和特别关注，曾叫他去了解运动情况。他参加了批判李宗恩的大会，会上发言者都斥责其向党夺权的罪行。李志绥回来向毛汇报。毛说：‘这三权是党领导的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去，党还领导什么？’稍停毛又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的人，共产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来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203页）
   
    可见，光凭这三权问题，李宗恩就劫运难逃。何况他参加了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又格外器重他。4月8日民盟中央召集自然科学家座谈会，章罗特地邀请了他和钱学森两位盟外的科学家与会，帮助当局整风。5月8日，章邀集农工民主党所属著名中西医和专家学者，座谈同一话题，李也出席并领受了推动整风鸣放的任务。据此，他后来被中共封‘帅’，也就势所必然了。
   
    也许因为他直接触犯了毛的逆鳞，处分特重，竟以年过花甲之身，被发配贵州（谢泳说是云南昆明），不数年，就在那瘴疠弥漫之地含冤去世。但他如留京，4年后的文革开始，恐怕受罪更多。
   
    前面提到的李宗瀛，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每返上海，言及他家人中大哥宗恩`小弟宗津（油画家）`妹夫程应镠（历史学家）皆成“右派分子”，，他亦不寒而栗，说是“我如在大陆恐亦不免”。事实恐怕也是如此。启平则确实地入了“右派分子”籍。’（唐振常《哀启平兼忆宗瀛》，上海《解放日报》1994年3月20日《朝花》版）。启平指朱启平，是李宗瀛燕京大学同班同学。李宗津是名画《飞夺泸定桥》作者。他们和程应镠一样，虽属本行内有数的俊彦，但到底有别于自然科学包括医学界的名家。后者大多不戴帽子，因为此方面的人才稀罕也。可是李宗恩却未能幸免，谢泳以其‘命运’为题撰文，将之与饶毓泰`叶企孙二位自然科学家并称。他们俱属既能治学又能治事的大学校长，都留在大陆。结果，‘饶毓泰是自杀了，叶企孙死的时候形同乞丐，谁能想到这些人当年都是院士。’
   
    ‘这是为什么？’谢泳归之为：‘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是有思想的大学校长，最后才有那样的命运。’信乎！
   
    （07-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