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右派不識時務 群眾喪失理智》乃嘗試回應高爾泰先生而作.胡平兄表示,不贊成'右派不識時務,不諳國情;實行民主時機遠未成熟'的說法.故特作進一步闡述.
   
   中國俗語有謂時勢造英雄,又云識時務者為俊傑.時務與時勢大體屬同義詞.被劃'右派'的自由主義者中之頭面人物,尤其是章羅章(乃器)以及儲安平等,多為學識淵博,兼擅中西的知識精英,對於民主政治的理論不乏研究.但對中國的國情,特別是對於農村和農民,實在缺乏了解.這無疑是個死穴.
   
   如所週知,民盟創始成員中有所謂'鄉村建設派',以梁漱溟為首,對農村最為關注.梁30年代曾在韓復渠治下的山東搞過實驗.53年梁稱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遭毛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痛斥,當眾羞辱他'不害羞',竟以為自己'對於農民問題的見解比共產黨還高明','比共產黨更能代表農民'.撇開毛盛氣凌人的暴君嘴臉不談,應當說,他對當時中國農村的形勢心中有數,確信農民擁護中共.57年1月毛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儘管合作化怨聲載道,他仍有信心農村沒有失控,農民不會造反.能穩住這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他發動反右絕對是有恃無恐.

   
   與此相反,除了梁漱溟之外,自由主義精英中特地為農民說話的不多.突出的右派言論包括三大右派言論,其實和工農群眾沒有直接關係.他們對於甚麼'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並不關心,對'黨天下'的局面甚至大多會衷心擁護,而不會有多少反感.如同高爾泰先生所說的'盲目跟黨走'的人,無論在農民或工人中都佔絕大多數.右派自由主義者同工農群眾可謂嚴重脫節,前者所信奉的自由民主的理念曲高和寡.
   
   上述情況絕非偶然.當時中共建政才不過短短7年多,新政權的形象尚佳.'三反''五反'懲治貪污效果顯著,社會風氣主流較好,城鄉群眾大體尚可溫飽.毛的威信如日方中.加上文宣輿論的有力配合,'社會主義道路'深入人心.資本主義連同美英等國都被視為醜惡不堪.蘇共20大雖令部份知識分子震驚,斯大林不再受愛戴,但對毛反倒增加了信賴與期待.
   
   所以,後來運動中高唱入雲的<社會主義好>,應該說有其群眾基礎.'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這段詞,'只有前半段是錯的,後半段是對的'.此乃套用毛40年代評論'反共好,反不了'的話.按他當時的說法,'反共好'是錯的,'反不了'是對的,'其原因不在"共",而在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擁護共產黨.事實上,直到57反右時期,中國大陸的老百姓依然如此.的確'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這裡要辨析一個問題,那就是許多入另冊者都認為自己被指'反黨'是冤枉.羅隆基甚至指天發誓:'即使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筆者以'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身分謹抒己見:那些'盲目跟黨走莫名其妙地被戴上帽子'的人確屬冤枉.但章羅儲以至小右派如區區一介大學生,事實上價值觀與毛共冰炭不同器,主觀意識雖無反共圖謀,客觀效果卻等同對立.不過,由於我輩是應邀'幫'其整風,在會上公開發言,故確非'陰謀',從這個意義上,羅隆基所言非虛也.
   
   行文至此,想到今天的民運.筆者希望無論身在海外或大陸的異見人士,宜吸取當年右派自由主義者的教訓,深入了解國情,認清大陸時勢,採取適當的做法.其中,'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尤為重要.目前,各種維權運動方興未艾,蔚為潮流,復原轉業軍人更屬重要力量,不妨加強聯繫,互相支援,以壯聲勢,可收事半功倍至效.
   
   最後,順便說說'國情'這個詞.文革前大陸往往用之于引述反共人士的話中.如電影<青春之歌>中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委員胡某,到監獄中勸誘林道靜變節,就說'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類似說法亦見于中共所編大陸學生課本中,從而賦于該詞某種'負面'色彩.直到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中期,才逐漸撥亂反正,可以開始談論'國情'了.
   
   這樣一件語言文字運用方面的小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共標榜的'中國特色'之一斑,即所謂'漢賊不兩立',連用詞也要劃清界線.如今,胡錦濤的十七大政治報告也不避諱'國情'了,這自然是一個進步.但甚麼時候才可以大談'自由''人權',以及'反右''六四'等歷史事件和'三權分立''無罪推定'等法治原則呢?恐怕尚需時日.在此日到來之前,諸君如身在大陸,務需'入鄉隨俗',謹言慎行,以免誤觸雷區,招致不必要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