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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中共17大前夕再读《特权论》的感触（十六） ——论《特权论》的意义、遭遇和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悲剧
（十六）、改良主义为什么行不通？
《特权论》对“六四”悲剧的预言式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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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论》另一具有叹为观止的前瞻性是其第七章“危机”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在这两节中，陈泱潮通过对“修正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改良主义行不通。
在这里陈泱潮把改良主义定义为：“既要维护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又不敢触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公有制社会生产力的桎梏，而在枝节问题上进行一些小改小革的这样一条路线，叫做改良主义路线。”
接下来的历史证明了陈泱潮的这一定义基本上是准确的。“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随着私有经济成分的增长，中共国社会生产的“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高度组织”的公有制社会生产，但是，因为土地等大宗恒久财产的所有制性质未改变，中共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公有制”至今并未改变，市场至今为中共政府所垄断，所以今天的中共国社会生产仍然基本上是有组织的“公有制”社会生产。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都丝毫没有松解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一专制紧箍咒，胡耀邦、赵紫阳曾先后想触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制度，都立即被邓小平废黜。以邓小平为总代表的中共专制独裁统治所容许的“改革开放”路线，就是一条不触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制度，只在枝节问题上进行一些小改小革的这样一条路线。胡锦涛上台以来，随着中共跛脚经济改革之路已经走到尽头----再改下去就要触及土地所有制等根本性问题了，中共“改革开放”，“只在枝节问题上进行一些小改小革”的真面孔已经完全显现。
“改良主义”路线为什么行不通呢？陈泱潮认为原因是：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它们之间是不能相容的。陈泱潮说：
“改良主义路线，不是打碎而是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用年轻人一定胜过年老人的进化论来冒充辩证法，代替阶级论，以强调精神变物质来冒充唯物论、代替存在决定意识；用形而上学的斗争方法代替了革命的辩证的斗争方法。改良主义对付修正主义的方法不是强有力的斩草除根的治本的方法，而是一套隔靴搔痒、割韭菜、摘蘑菇、打强心针、吃止痛片、服鸦片的治标方法。这套方法不过是使总崩溃变为逐步瓦解过程的方法。”
历史证明：【特权社会法西斯制度】的根本矛盾,就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而言,的确是“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矛盾”，而就政治上来看,是人民对社会公正（包括自由、民主、法治）的要求与一党专制（即“权利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虽然陈泱潮对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的阐述,不容易为大众所理解,但是,他对“改良主义”路线行不通的判断却完全为历史所验证,完全能够被民众所接受：中共国近三十年代的跛脚经济改革，确实是一套“隔靴搔痒、割韭菜、摘蘑菇、打强心针、吃止痛片、服鸦片的治标方法”，这样的“改良”虽然带来GDP的大幅增长，但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为中共特权阶层所攫取，而且导致中国付出了得不偿失的代价----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社会不公、道德败坏、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受到极大的破坏……“改良”客观上虽然可以带来专制逐步瓦解的效果，以避免突然崩溃的短期震荡，但是也使得特权阶层有充足的时间把社会转型的代价转移到老百姓的头上，使得社会转型的代价更大，转型的痛苦时间更长。
令人惊叹的是，在陈泱潮对改良主义的定义和改良主义者的描述中不仅活灵活现地浮现出邓小平的丑恶嘴脸，居然也生动地闪现出了当时尚未在政坛上崭露头角的胡耀邦、赵紫阳的形象。陈泱潮写道：
“这种改良主义路线，发端于统治集团中的左翼，立足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受着现实的阶级斗争----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推动，反映着社会主义受现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作用在叉路口的彷徨和徘徊。改良主义者大多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多少有别于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他们感受到不变不行的压力。但他们的所谓变，是在维持旧质稳定性、维持旧统治秩序目标下的细枝末叶的改良。他们也承认统治机器发生了毛病，甚至也可以承认是发生了大病，但是病根在哪里呢？他们要么是真的摸不准，要么就是摸准了不敢触［页１３１］及。总之，他们的治病方法是舍本逐末，以标代本。受既得利益的局限和束缚，跳不出既得利益的圈子。”
在这一段中，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都栩栩如生地出现了：邓小平承认统治机器发生了毛病，但是他却为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和家族利益，不愿触及病根，他的治病方法是舍本逐末，以标代本，他跳不出既得利益的圈子；胡耀邦、赵紫阳承认统治机器发生了大病，他们至少通过陈泱潮的《特权论》,也已经知道病根在哪里，但是他们却不敢触及病根，不敢反抗邓小平，不敢或者不愿触及一党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他们仍然受既得利益的局限和束缚，跳不出既得利益的圈子。赵紫阳在89/6.4那样非常难得的全民觉醒的热气腾腾的大好时机,不敢如像叶利钦那样振臂而起,宁肯俯首接受软禁,其思想和立场根源,盖出于此也!
更令人惊叹的是，陈泱潮对中共国改良派的前途和命运的预测，其精准和生动就好象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悲情民主诉求和抗争的再现。陈泱潮写道：
“他们患得患失，或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既得利益所局限，或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既得利益流着三尺长的口水。他们能够为了现在牺牲过去，却不敢为了将来牺牲眼前。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使他们不能‘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不敢‘争取到最主要的东西’，‘不敢作任何冒险。’他们的斗争是‘毫无策略’的‘跪着造反’！他们不懂得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特权把持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只能是一句空话。他们既脱离了人民群众，又［页１３３］遭到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仇恨，处境十分危险。一到决定关头，官僚主义者阶级定将把他们浸入血海！”
这一段简直就象是提前十多年写出的中国八九民运和悲剧的剧本！
“他们患得患失，或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既得利益所局限，或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既得利益流着三尺长的口水。他们能够为了现在牺牲过去，却不敢为了将来牺牲眼前。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使他们不能‘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不敢‘争取到最主要的东西’，‘不敢作任何冒险。’”
——陈泱潮在89/6.4十多年前写成的这一段话，简直就如现场临摹般的勾画出中共赵紫阳改革派集团在中国民运大潮到来之际的患得患失、优柔寡断，最终拱手错失中国千载难逢的民主化机遇!!
“他们的斗争是‘毫无策略’的‘跪着造反’！他们不懂得在官僚主义阶级的特权把持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只能是一句空话。他们既脱离了人民群众，又［页１３３］遭到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仇恨，处境十分危险。一到决定关头，官僚主义者阶级定将把他们浸入血海！”
——这一段难道不是毫厘不爽地提前十多年(从《特权论》1974年成文算起,至少提前了15年)!生动地描绘出了八九民运期间的主流学生、体制内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态、举措、以及最终悲惨的结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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