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仇恨辩：对专制的仇恨可以成为救国救民的巨大动力 /曾节明文集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10/31/2007

长期以来，特别是中国八九民运失败以来，中国一部分异议精英人士彻底“告别革命”，全盘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和价值，不仅如此，他们还倾向于反对一切激烈变革的主张和手段，喜欢把一切支持和肯定激烈变革的人斥为“偏激”、“仇恨心态”，甚至滥用心理学名词加以人身攻击，指斥对方“精神有问题”。这类“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误导，多年来不能不说对中国人彻底否定中共专制突然添设了许多心理障碍，助长了受害者们的奴性，这也使得人们对受迫害者吹毛求疵，使得诸多反专制志士讳谈仇恨，掩饰仇恨，仿佛仇恨之情不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受了迫害却不应该痛加回击。

在这里，我要对仇恨辩。我认为：仇恨是人的一种自然情感，一般来是需要克制和化解的负面情感，但是，对中共的仇恨救国救民的巨大动力，不应该简单加以否定。

首先，人们对中共的仇恨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带有很大的正当性。复仇，是动物的本能，人是高级动物，当然有这样的本能，复仇有对清算邪恶的一面，而且，复仇的本能当中包含有自卫，而自卫具有正当性质，因此，仇恨有时具有正义性质，特别是因邪恶侵害和自卫需要而生的仇恨之情；而且，仇恨作为一种本能和自然情感，是无法消除的，讳谈仇恨，掩饰仇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虚无态度。

中国人对中共的仇恨具有正义的性质，因为中共成立八十六年来，对中国人犯下了弥天大罪：

“解放前”的二十二年里，这个邪恶的政党为了夺取政权一再发起暴乱、内战、洗劫、屠杀，至少害死了三千万中国人；“解放后”，这个邪党又杀死、害死、整死七千万中国人，其中，有四千万人居然因为这个政党的明知故犯的政策，在和平时期活活饿死，这样邪恶的惨剧在人类史上真是旷古罕有，在全世界还找得出第二例吗？

其中，还没有包括中共出兵扶持朝鲜金家共产流氓政权，造成的三百万人死亡、还没有包括中共出兵扶持越南共产政权，造成的两百万人死亡、还没有包括中共支持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杀死两百万柬埔寨人和五十万华侨。

今年，美国总统布什在受共产主义杀害者纪念碑落成仪式上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造成一亿人死亡。这句话并不准确，因为单单是中共就害死了一亿人以上！

现在，全世界的共产政权倒了、衰了，唯独中共，狡猾地榨取中国人的民脂民膏、借助着西方世界的输血，继续肆无忌惮地虐杀法轮功、枪决基督徒......

鉴于中共罪恶、而且继续犯罪，任何一个正直的人、有血性的人在了解真相之后，都不可能不对中共心怀极大的愤恨！

笔者的爷爷和父亲，都被中共整死，因此于公于私，我都有充足的理由仇恨中共。我想，任何一个人，如果在了解真相之后，对于中共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犯罪集团如果仍然脸不红、心不跳，心中激不起一丝义愤的涟漪，那么这个人不是这个犯罪集团的既得利益分子，就是麻木不仁，良心大大的坏了！

况且，中共，这个罪恶滔天的犯罪集团至今死不悔改，侵犯人权、倒行逆施变本加厉，所有这一切，叫广大的受害者们如何不刻骨仇恨这个血债滔天的邪教党、流氓党、土匪党、骗子党！？

对中共这个超级邪党怀有刻骨仇恨并非坏事。任何人，投身一项艰难危险的事业是需要动力的，这动力若非名利，就得有其他精神动力。笔者写这些个文章颇费脑筋和精力，也挣不了多少钱，要出名也不容易，因为现在民运、异议、信仰、维权的知名人士一大箩筐，笔者写东西、进行活动还有被镇压迫害的风险，那么我这么“吃力不讨好”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对中共的刻骨仇恨。对中共的仇恨几乎时刻鞭策着我，驱使我鼓足全身勇气和能量，搜肠刮肚地要想出某些个方案、理论、设想，以求尽快终结这个犯罪集团的统治。

一位异议人士认为：“我们仇恨的不应该是“中共”这个“皮”或者“壳”，而是“独裁专制”这个“瓤”或者“核”。 ”

如果中共现在悔改，主动放弃一党专制的话，那么这种观点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的目的不是狭隘复仇，而是拯救，在中共主动放弃专制独裁的情况下，我们每没有必要继续仇恨中共、没有必要非要消灭它这个党，以尽量避免伤及无辜；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共继续死硬坚持一党专制、继续犯罪，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中共就是专制独裁这个“瓤”或者“核”！对中共这样负隅顽抗犯罪集团，有理由仇恨、有必要消灭！

许多人只强调爱，其实爱与恨既是相对的，也是相成的，俗话说：“爱之愈切，恨之愈深”没有恨也就没有爱，没有恨，爱是苍白的、肤浅的、做作的。我为什么这样仇恨中共？因为我对人有一种深深的博爱的情感，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哪国人，中国人也是人，中共却拿中国人不当人。我特别爱怜中国的孩童，因为他们是最无辜的人，中国的孩童与美国、英国的孩童本来并无区别，一个有良心的人，怎么忍心看着这些天真的幼苗任随中共肆意毒害、扭曲？一个有良心的人，怎么忍心看着大量的中国胎儿、婴儿任随中共以“计划生育”为名，肆意堕胎、残杀！？想到大跃进的年代，被活活饿死在村边的孩子们的尚存温软的小尸体，想到至今中共还在残杀婴孩，一种深深的爱的情感，令笔者怎么不刻骨仇恨中共！？

需要强调的是：仇恨中共，仇恨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个邪党带来的专制制度，而并非一味地针对具体的的人，因为邪恶的根子出在制度，共产制度使好人做不了好事、使正常人变成野兽，一个谋杀犯即使丧心病狂，一辈子犯罪下来也杀不了多少人，而一个邪恶的制度，却可以瞬间使千万颗人头落地。

如果中共党内的魁首分子，能够改过自新，主动推行宪政民主化政治改革，对这样的人，应该不咎既往，而不宜继续对之抱着仇恨和敌视的态度。江泽民犯有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反人类罪行；胡锦涛血腥屠杀藏人和维权农民，同样犯有反人类罪行，这两个家伙当然可恨之极，但是假设（仅仅是假设而已，现实看起来不可能）江泽民或胡锦涛中有一人现在突然结束迫害、改过自新、解体中共...我们就应该支持他的悔改行为，鼓励其将功折罪，而不应该继续抱着仇恨和清算的态度。人是会改变的，罪恶较轻的、尚有可塑性的人在压力下尤其容易改变，现在中共政治局的大多数骨干分子和明日之星，如曾庆红、温家宝、李克强、习近平、贺国强、薄熙来、令计划、王刚、何勇，身上都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程度的罪责和丑闻，但是他们的罪恶都比江泽民、胡锦涛为轻，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们的罪责和丑闻就一棍子把他们打死，如果将来他们中有人站出来发动事变、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对他们我们更应该支持鼓励、既往不咎。

不追究愿意悔改的罪人决不是抛弃原则、纵容邪恶，而是一种慈悲为怀的大善选择，即：选择以最小的代价瓦解邪恶、救世救心。一方面，那些犯有大罪的人通常是手握大权、能量很大的人，他们的悔改对社会道德有很大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象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等罪人，都是中共这个犯罪集团的首脑和神经中枢组成部分，不追究愿意悔改的罪人的做法，更能促成犯罪集团的首脑和神经中枢的分化瓦解。与联邦制的权力和风险的分散架构相反，中共政权的权力结构是集权金字塔型的脆弱架构，风险集中，他的基座看似庞大，架身看似牢固，都要靠塔尖的针尖型的铆钉（党中央）聚拢，一但塔尖松弛脱落，整个权力支架便向内倒塌，这种倒塌的波及范围最小，与定向爆破的效果相似；而如果从这种金字塔架构的中下部着手，试图瓦解和推倒这个结构，不仅困难，而且一旦成功，倒塌的波及范围很大。由此可见，中共头子们一旦悔改并复式实施，中国转型的代价将会最小，对悔改的中共头子们既往不咎虽然会造成一小撮人以往罪行逃脱追究，但是能够避免更多的人命的牺牲和破坏。前波兰主席雅泽鲁尔斯基的悔改，使得波兰避免了“六四”那样的大屠杀，“橙色革命”成功；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悔改，使得“世界核武库”得以和平解体、安全着陆，如果当年戈尔巴乔夫象胡锦涛这样顽固和残暴，世界爆发核大战的危险就很大。

我们对中共的仇恨，侧重点并不应该在它犯下的历史大罪，而在于现在中共的拒不悔改，继续犯罪。如果象中共这样的犯有大罪的政党，从现在开始能够废止一切暴政政策、归还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开放党禁、实行党政分开、人大代表真实选举......如果中共真诚地采取了以上宪政民主的变革措施，我们就不应该坚持对中共的仇恨、也不应该坚持一定要消灭中共、解散中共。如果中共主动变革实施宪政，那么中共在交出了它现在非法占据的国家财产和资源的情况下，应该容许其作为一个政党继续存在，如果中共在真实的选举中获胜，在党政分开的前提下，它仍然可以继续执政。

这种主张也并不是放弃原则、而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和破坏。古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在当今，从理论上说，最稳妥、代价最小的转型方式非中共主动实施政治民主化改革莫属，因为在中共大半个世纪的严酷的专制统治下，中国的民间成粉末状，如今没有任何别的成熟的政党和团体能够接替中共并立即稳定局势，因此，除非有特殊的、非常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可行性方案，否则，中共垮台后中国陷入大乱的危险很大。这也正是我当前提出虚君国家主席＋内阁总理制方案设想的针对之处和着眼点。

虽然从理论上说，最稳妥、代价最小的转型方式非中共主动实施政治民主化改革莫属，但就当前现实而言，中共主动实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越来越渺茫。这就是中国的悲哀现实，中共这个邪党看来非得消灭它才行，这不是因为我们仇恨它，而是它硬要螳臂挡车，自找灭亡！

总之，不管能否为中国争取到理想的转型，我的一个原则是不变的：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复仇和泄恨，而是为了拯救与和解。我认同陈泱潮老先生的理念：

中国民主化事业“针对的是无神论专制独裁政体制度，不以任何政党和个人为敌--除非该政党和个人站在中国民主化的对立面，严重阻挡了历史潮流的前进”；（陈泱潮《中华（联邦）合众国筹备委员会政治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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