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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中共17大前夕再读《特权论》的感触(十一) ——论《特权论》的意义、遭遇和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悲剧
(十一)、陈泱潮《特权论》所指出的“特权社会法西斯制度”特征七——“面临严厉的挑战：周期性政治危机”
在1989年之前，中共政权确实存在十年左右的周期性政治危机，但中共逃过1989年危机以来，已经维持了十八年的“稳定”，看起来陈泱潮所归纳的特征七：“面临严厉的挑战：周期性政治危机”好像消失不见了.
实际上，导致中共政权发生周期性的政治危机的病根依然存在.围绕邓小平接班人的问题,发生了废黜胡耀邦赵紫阳一次又一次的和平的与血洗天安门广场的宫廷政变!以及杨尚昆的神秘死亡等等事件!
竟管由于种种原因诸如邓小平隔代钦点接班人等等,没有发生全局崩溃性事件,但是,这样的严重事件,不可避免地还会一再发生!因为中共接班人非血缘传承的关系,没有固定的统系可言.致使中共政权至今没有一套而且根本不可能找到一套符合自然新陈代谢规律民主原则的最高领导人和最高领导班子的交接更替的规则!
毛泽东于1949年成为中共国的最高领导人，靠的是打江山的权威，依据的是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传统王朝惯例。毛泽东把持最高权力至死方休，靠的是在政治斗争中斗垮一大批打江山的战友。
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窜升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靠的是宫廷政变和一系列的政治权谋斗争。
江贼民能够把持中共最高权力十五年，靠的是邓小平的钦定和耍弄阴谋诡计。
胡锦涛能够取代江贼民成为中共国最高领导人，也靠的是邓小平的隔代指定和中共派系之间的平衡。
本来中共可以象朝鲜一样确立最高领导指定接班人的制度，但是，华国锋抓捕江青、邓小平取代华国锋又破坏了这一规则……
可见，中共政权的最高权力更替全无规则可言，都是前任寡头指定和明争暗斗的结果。这样的无规则最高权力更替,根本不可能有长治久安!尤其是在最高统治者权威性越来越小的情况下,更是越来越难以为继。
中共政权在1989以后之所以至今没出现大的政治危机，既是一个偶然的结果，也是中国百年枭雄黑道的宿命必然.从中共主观原因来看,其原因有
一是因为毛泽东和大批打江山的中共元老同归于尽，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成了最富能力、最具权威的中共元老，邓小平又特别长寿，一直活到1997年，邓小平独一无二的权威非常有利于中共稳定政局。
二是邓小平通过八九年的“动乱”察觉到：中共政权党、国、军三个最高职位由不同的人担任不利于中共专制的稳定，因此他在“六四”以后重又加强文革后中共11届三中全会所否定的党魁个人集权，通过树立和巩固江贼民的“核心”地位，以增强中共政权的稳定性。邓小平还狡黠地汲取了毛泽东的教训，抢在自己健康未陨之前解除了另一大佬杨尚昆的兵权，既解除了新党魁个人集权的威胁，又防止了六四的翻案。并且, 邓小平还隔代指定了皇太孙胡锦涛.邓小平的权威及重树党魁集权,指定隔代接班人的做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消减了中共党内斗摩擦的能量，增强中共了专制的稳定性。
三是邓小平将错就错,彻底公开背叛中共一再声言的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理想目标,放弃了束缚官僚特权阶级大贪大腐手脚的所谓社会主义信条,一方面坚持中共一党专制独裁,大搞放手让一小撮官僚特权阶级先暴富起来政策,以极其短视的眼光,妄图以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经济至上的手腕,在经济上打开鸟笼进行所谓改革开放重复晚清已经失败的洋务运动,诱骗人民百姓不问政治,昏天地黑一切向钱看!
四是江贼民的治国无能以及由此导致的缺乏权威。邓小平死后，江泽民羽翼已经丰满，由于中共的有实力的元老已经几乎死光了，再无人掣肘。本来江泽民有比胡耀邦、赵紫阳好得多的机会和条件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可是他却无动于衷，在政治上停滞僵化，走邓小平的路线、吃邓小平的老本。不仅如此，江泽民还愚蠢地把一个信众上亿、原本与政治无涉的气功组织——法轮功，打成共产党的敌人。治国能力的平庸、对法轮功的不成功的镇压，使得江泽民树敌众多、缺乏权威。这就是邓小平隔代制定的接班人胡锦涛能够顺利取代江泽民的原因。
但是，胡锦涛上台五年来的表现表明：他是一个比江贼民更加反动、更加疯狂、更加没有德行的独裁者，在胡锦涛的主导下，五年来中共国不仅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是一塌糊涂，当前各方面状况比江泽民时代更加恶化，胡锦涛也因此遭到越来越多的人唾骂，他的权威连江泽民都不如。江泽民都没有能够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因此，胡锦涛更不可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胡锦涛要是强行指定接班人，势必引发政治动乱。在胡锦涛任期之内，接班人问题又得通过激烈的明争暗斗来解决。
八九年以来，中共政权虽然稳定了十八年，那是由于邓小平的权威及权威效应在起作用，而现在邓小平的效应已经基本消失。当前的中共政权的稳定完全是由都没有权威的派系之间脆弱的平衡和利益所维系，由于在接班人问题上的争夺，这种脆弱的平衡和激烈的利益冲突,势必终有一天会被打破!
届时，陈泱潮三十多年前所归纳的，中共政权的“周期性政治危机”就又会非常地突出出来。未来这样的危机将是空前的、挑战也必将会是最严厉的，又将如同陈泱潮在关于特征七中所说的——
“……这种挑战反映在大约每十年一次较大的周期性政治危机上，尤其会强烈地集中反映在围绕着最高统治者继承权和权力再分配上而展开的血腥而丑恶的争夺及由此争夺而引起的深刻的政治危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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