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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根本否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民主”的谬论
曾节明：政治问题只能政治解决——必须根本否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民主”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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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许多民运、异议人士至今认为：必须先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民主化才能成功，他们以此肯定1989年以前邓小平的“改革功绩”，这些人抱着“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民主”的观点，并以此否定前苏联、东欧剧变转型的方式，认为这种转型代价太大云云......“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民主”的观点，其实上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引申出来的观点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7/12/2007
许多民运、异议人士至今认为：必须先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民主化才能成功，他们以此肯定1989年以前邓小平的“改革功绩”，这些人抱着“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民主”的观点，并以此否定前苏联、东欧剧变转型的方式，认为这种转型代价太大云云......“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民主”的观点，其实上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引申出来的观点，是马克思唯物主义邪说主干之一--政治经济学流毒在民运界、异议界发作的症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研究欧洲社会得出的结论，这是一个只适用于欧洲欧洲中世纪分封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规律，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更不适用于中国社会，因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并不象欧洲一样，发展了一个独立的、强大的、足以左右国家政权的工商业市民社会。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世俗君主权力、贵族权力、基督教权力三权分立的独特社会结构，这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的中国社会截然不同，欧洲中世纪社会权力制衡使得权力间相互抵消，很难形成强大的专制权力，三权分立结构产生的权力空隙，使得由手工业者和商人组建的独立的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壮大成为可能，市民社会逐渐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世俗君主权力、贵族权力、基督教权力出于相互争斗的需要，又不得不巴结和讨好这个新兴的有钱阶层，独立的工商业市民社会就这样逐渐强大起来，以致于能够左右长期由世俗君主权力、贵族权力、基督教权力共同把持的国家政权。而中国历史上不仅没有足以制衡君主权力的宗教势力，更是连贵族分封制度都消灭了，秦始皇统一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就是疆域不同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社会，专制皇权一支独大，越来越压倒一切，秦统一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就是权力经济＋小农自然经济，中国两千多年从来没有能够产生一个独立的工商业市民阶层，更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工商业者都无一例外地依附于皇权，是皇权的附属物。在这种境况下，中国历史上的工商业市民阶层不仅根本不能“决定上层建筑”，而且长期匍匐在专制权力“重农抑商”的压制下，唯唯诺诺，并在大一统皇权社会的儒家意识形态专制下备受歧视，沦为“三教九流”。因此，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套中国社会是根本错误的，是牛头不对马嘴。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事，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主宰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也不适用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权力主宰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事务的极权社会，就是陈泱潮所说的“高度统一的政经一体化”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 ）才能建成。事实也是如此，迄今为止所有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改造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动用专制权力强制完成的。可见，是专制权力（上层建筑）决定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社会基础，而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是权力决定经济基础，权力是主宰一切的力量。只要专政的极权政治体制不改变，无论经济如何发展，所有的社会组成单位都逃不脱专制的如来佛手掌。
可见，要改变马克思社会主义，唯有从改变专制权力着手，舍此别无他途；而要去除权力的专制性，首先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民主革命，最终抛弃马克思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要实现民主化转型，只能从政治着手、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革命。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靠经济改实现了民主化转型，所有的前东欧国家的共产政权，无一例外地在民主革命中倒下，前苏共政权虽然不是被革命推翻，但它却经历了戈尔巴乔夫五年“新思维”运动，正是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瓦解苏联共产政权的根基。前东欧、前苏联先进行政治民主化化变革，后转换经济基础，现在都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正轨，大部分国家经济蓬勃发展，也没有大的社会危机。而原先自以为是地嘲笑苏、东“休克疗法”、坚持“经济搞活、政治搞死”的中共国，现在反而陷入积重难返的境地，孕育越来越巨大巨大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甚至潜藏着国家崩溃、民族毁灭的危险。
在专制的政治体制下进行私有化，由于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必然演变成掌权者对社会广大成员残酷掠夺。由于在拒绝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推行经济私有化改革，中共国滋生出了空前的腐败和社会不公，这又造成社会各阶层的共识消亡，“改革”成了令人憎恨的名词；社会仇恨和危机的日益深重，不仅不能成为政治改革的促动力，反而导致当权者因恐惧动乱而更加保守。
另一方面，拒绝政治民主化的经济改革，三十年来造就了一个与市场结合的、庞大而根深蒂固的权贵资本主义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既得利益者凭借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既攫取了巨额的物质财富，同时又继续享受着巨大的权力快感，这些权贵既得利益分子通过市场品尝到了远比七十年代大得多的特权快感，因此他们抵制几乎一切政治变革，他们对抗政治民主化的意志和能量都远比“改革开放”前大得多。
可见，经过近三十年的跛脚经济改革，中国政治民主化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加困难了--1989年要比1978年困难，今天远比1989年和1978年都困难。
前苏联、东欧国家在共产政权瓦解之前，都没有经历过类似于中共国的私有化经济改革，而是首先果决地革除共产政权的专制政治体制，而后在新的政体体制框架下对经济实行彻底的私有化改造。私有化经济改革，所以前苏联、东欧国家没有形成中国那样的顽固对抗政治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剧变之前，前苏联、东欧国家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大多数官僚，都有一种求变的共识：
老百姓厌倦僵化死板的社会生活、不满参政权利的匮乏、渴望经商发财致富，因此，老百姓向往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官僚们虽然有特权，但是特权缺乏资本化的途径，而且“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退休之后的退休待遇虽然不薄，却远远不能满足官僚们的财富欲，而且，因为没有市场，退休后也缺乏别的创业路子。因此，官僚们也同样谋求资本主义社会、渴望破局，企图利用“变天”的时机将手中的特权资本化。八十年代末匈牙利有一则笑话：
一个共产党官员到干部特供商店买茶叶，服务员说：只有中国茶和俄国茶，要哪一种？该官员听后摇着头说：“算了，我还是喝咖啡吧！”
这个例子，巧妙隐晦地说明了当时东欧国家官僚对资本主义的向往。
没有经历私有化经济改革的前苏、东国家，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求变的共识，所以，绝大多数能够和平演变，出现原先看似牢固难破的共产政权在一夕之间土崩瓦解，让西方的观察家和各种问题专家们跌足了眼镜。当年的前苏、东国家的变革阻力远比今天的中共国为小，阻力主要不在既得利益，而在于保守的观念，没有经历私有化经济改革的前苏、东国家，就象1978年时中共国一样，去除共产政权主要只是一个转换观念的问题。由此也可见，中国错失“民主墙”时期的转型机遇是多么的可惜！
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私有化经济改革都是革除共产政权后在新的政治体制下进行的，在私有化过程中，权力多多少少地受到新体制的框束。虽然有的国家对专制独裁体制的革除不彻底，仍然出现了较严重的权贵私有化和寡头经济的现象，但这些国家的私有化过程中权力的专制性仍远不如中共国的专制权力。因此，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私有化经济改革滋生的腐败和社会不公远不如中共国那样严重和危机社会。由于先进行了政治变革，所以，前苏联、东欧国家在私有化经济改革过程中滋生出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象中共国的既得利益者集团那样顽固地阻碍着社会进步。
前苏联、前东欧国家民主化转型的成功、中共国民主化转型的失败，有力地证伪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引申观点--经济改革必须先行，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的谬论。采取这种先政治变革--后经济改革的顺序，前苏联、前东欧国家如今绝大多数都已走上国家健康发展的正轨，个别国家虽然还没完全走出低谷，其社会却也不像今天的中共国社会这样畸形和积重难返。前苏联、前东欧国家在转型中虽然经历了几年的剧变阵痛，但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先苦后甜甜更甜”，熬过“休克疗法”的前苏国家东人民，那种严冬已过、阴霾消散、春和日丽的美好感受是中国人体会得到的吗？先苦后甜的前苏国家东人民的道路，比起十多年来在继续在共产党专制下忍受变本加厉暴政的中国人的道路，究竟是哪一条路好，还用多说吗？
三十年多年来的历史证明：那种以为凭借经济改革就可以引发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种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是想当然地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欧洲传统社会公式去套与任何传统相决裂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以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理论运用去观测中国的未来，看到必然永远是海市蜃楼等错缪景象。这就是那些断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民主”的美国和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跌碎眼镜的原因。
独立后的新加坡，相当程度的经济自由、数十年的经济繁荣，至今却丝毫没有改变李光耀家族一党专制独裁的事实，则是证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民主”论的另一个典型事例。
中国的病根是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历史已经证明，靠经济手段解决不了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只能政治解决。在以胡锦涛为头子的中共当权派死不悔改的情况下，要实现中国的宪政转型唯有民主革命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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