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文章摘要: 这里就反映出当时英国君主立宪体制的一种局限：只考虑本国公民的人权，漠视外国人的人权，对那个时代的英国统治者来说，好像英国人以外的人就不是人。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共同的局限：单纯的民主制度不能制止多数人为恶，近代英国虽然发明了宪政制度，通过分权制衡和司法独立对民主进行限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益免受多数人的侵害，但是这种宪政民主制度仍然不能制止本国的国家权力对外国人的侵害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3/29/2007
   ——宪政民主体制有待完善，却不容否定
   
   一，英国以邪恶反对邪恶，“鸦片战争”在人类史上抹上不光彩的一笔
   二，由鸦片走私和鸦片战争看宪政民主体制的局限性
   三，宪政民主体制现在仍难以防止国家权力对外国人的侵害和漠视
   四，宪政民主体制有待完善，却不容否定
   
   一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维持和扩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而发起的一场战争，这完全是一场非正义战争。英国既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也是这场战争起因的制造者，英国要为鸦片战争负全部责任。
   鸦片战争的起因是英国违反满清政权的法令，大规模地以走私的方式向中国出口鸦片：
   清朝雍正帝已经明令禁止进口鸦片1，但是因为满清政权的腐败无能，英国奸商得以屡屡贿赂清廷官员，勾结广东的奸商，不断地向中国走私鸦片。在英国政府的支持和暴利的驱使下，英国鸦片贩子凭借在航海技术上对满清的日益增长的优势，不断加强鸦片走私，到了道光年间，英国奸商已经使用蒸汽机驱动的快艇公开在零丁洋等中国内海上武装贩运鸦片2。英国以走私的方式向中国输入鸦片数量，就在满清帝国的日益衰败和英国技术和实力的飞速增长下不断增长，十八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起步，技术和实力飞速提升，对华鸦片贸易也随之疯长，到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间，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年量达四千余箱，而到了道光十八（公元1839年），十八年间，对华鸦片年销量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3。
   鸦片在唐朝时传入中国，其具有良好的止痛功效，具有药用价值，但鸦片又具有毒品的性质，吸食者会形成毒瘾，上瘾者精神颓废、意志消沉、劳动能力缺失、离开了鸦片就不能过活，正因为吸食鸦片的诸多危害，自唐朝以降，中国历朝历代都严禁鸦片吸食和制售，但是到了清朝道光年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经无能阻止英国对中国刻意的鸦片倾销。当时广东的一些民众因为吸食鸦片成瘾，不能自拔，债台高筑，甚至倾家荡产，因此鸦片走私进口严重威胁到中国民族的健康和社会、经济、生产。道光年间，甚至许多清政府广东官吏和驻广州的清军都是鸦片瘾君子，满清官员吸食鸦片后，政治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吸鸦片则使本已衰败落后的清军进一步丧失战斗力，因此，鸦片的走私进口也严重的威胁到满清政权的统治。
   鸦片销售的暴利属性，再加上鸦片毒性对人的生理控制，使得许多瘾君子为了吸到鸦片不顾一切，甚至破产败家，因此，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走私销售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社会财富的掠夺，而且是一种损人利己的恶性掠夺。道光年间，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六百万两，造成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出现通货膨胀，令清廷财政枯竭，国库空虚。而英国却凭借邪恶的对华毒品走私贸易，于道光十八（公元1839年）变对华贸易赤字为顺超4。
   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走私销售不只是某些奸商的个人行为，也不只是英国民间组织的行为，而是英国的国家行为：当时垄断鸦片制售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名义上是贸易公司，但该公司却在英王的特许下，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东印度公司是英国的国家力量。英国王室和英国政府对英国商人向中国走私销售鸦片的行为是不可能不知晓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英国议会的多次辩论都围绕着鸦片贸易的话题，因为走私鸦片违反中英两国政府的禁令(英国的禁令只防止鸦片走私到英国)，鸦片贸易曾遭到相当多议员的反对，对此，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在议会辩护说：鸦片走私能够平衡贸易，消弥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因此，应该怂恿散商向中国走私鸦片。多次辩论的结果是英国对华走私鸦片的继续和扩大。坎贝尔爵士曾在下院发言，强烈抨击英国财政部，他说：“如果中国人为鸦片所毒害，我宁可他们所受的毒害有利于印度臣民，而非财政部。”5这就显示：战前，英国政府完全知道英国人对中国的鸦片走私。
   可见，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走私销售，是得到英国政府的刻意保护的，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走私销售是得到英国国家大力支持的行为，也就是英国的一项对华政策。
   中英鸦片战争导致了《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后由于一八五八年，在《南京条约》的基础上签定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其中鸦片被冠以“洋药”之名，列入中国从英国进口商品许可名单6，很明显，使鸦片贸易合法化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之一，这就印证了向中国输出鸦片是英国的国策，也印证了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走私销售是英国的国家行为。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在当时却以极其严厉的措施严禁鸦片危害本国，根据英国当时法律：英国公民吸食鸦片者会受到罚款、鞭挞或监禁，向英国公民销售鸦片者，甚至会被要处绞刑7。可见，英国是在在明知鸦片有害的情况下向中国输出鸦片，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走私销售是故意毒害中国人的谋财害人的国家行为。
   那么，英国当时为什么要推行对华输出鸦片的政策？直接原因是自清初以来，英国对华贸易高居不下的贸易逆差。满清入主中国以后，颠覆晚明较宽松的对外通商贸易政策，实行严厉的海禁，日趋闭关锁国：
   清朝康熙年间，清廷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设立海关管理外贸事务，限定对外商贸只在这四个城市进行；到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政府进一步收紧外贸政策，撤销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贸易。
   由于当时中国科技落后、生产力低下，交通远不如欧洲国家发达，清政府的避关锁国，使得英国人等外商无法深入中国内地推销其工业产品；由于中英贸易被限定在气候炎热的广州狭窄一隅，英国当时发达的羊毛纺织业在中国也得不到适销的路子。
   乾隆时期，清廷全面闭关锁国，对来华贸易的外国人采取进一步歧视的态度。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乾隆帝下令实施《防范外夷规条》，该规条规定：
   一　除十三行的行商在指定的地区外，不准任何人出租房屋给外国人。
   二　不准借领外夷资本。
   三　不准外国人雇请汉人役使或参与商业经营。
   四　不准“外夷雇人传递信息”8
   这个条规除了严限制外国人来华贸易外，更规定武器、米粮、硝磺、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不准出口。蚕丝、绸缎也有出口数量规定。
   《防范外夷规条》的实施，严重阻塞了外商在华的商贸业务空间，使之难以拓展业务，英国出口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难以打开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而清廷对米粮、蚕丝、绸缎这些欧洲热门需求商品出口的禁限，损害了外国商人的贸易效率和利润，使得这些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这些，都使得自晚明以来三百年间，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1808 年为例，当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是593万英镑，直到19世纪20、30年代，中国每年对英国的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以上9。
   这种贸易逆差损害了英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这种贸易逆差，不是英国正常的自我改善所能够缩小的。当时经历着工业革命的英国，生产力突飞猛进，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以棉、羊毛纺织品为首的工业品在国内供远远大于求，英国急于在全世界开辟市场，中国就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另一方面，飞速的工业发展又导致英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膨胀，当是农业发达的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原材料供应地，因此英国亟需和中国扩大通商，互通有无，这本来是一个利己利人的双赢企望，但是英国的扩大通商的正当请求却一再遭到满清乾隆帝和嘉庆帝的蛮横拒绝，中英之间的商贸关系演变成一种不公平关系：英国购买大量的中国商品，中国清政府却冒国际惯例之大不韪，始终拒绝扩大通商口岸、开放市场；拒绝互设领使馆、互派外交人员、商贸代表，满清政权的蛮横和愚蠢，使得中英之间正常的、平等的贸易往来无法实现，英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也因为这种人为设置的顽固障碍没有缩小的条件和协商解决的可能，英国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改变由满清政权单方面造成的畸形的中英贸易。这些，引起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人对清廷和中国的敌意。
   而且，根据清廷的《防范外夷规条》，外国妇女被严禁来华，这种古怪野蛮的禁令，严重损害了在华外国侨民的个人和家庭幸福，侵犯了人权，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国家尊重妇女的习俗格格不入......诸如此类的侵犯人权的规条，加剧了英国人对清廷和中国的仇恨。
   这些，都促发了英国采用不正当手段，以改变改变对华贸易中的劣势地位。由于鸦片的毒品性质，决定了鸦片经营的暴利性质，鸦片也成为最能突破英国在畸形的中英贸易中英方利润障碍的商品，这就促使英国政府向中国动用了鸦片走私这一特殊贸易武器。
   尽管满清政权的邪恶和愚蠢是造成中英贸易不正常的主要原因，也不能因此改变英国对华走私销售鸦片的罪恶属性。因为，满清政权的闭关锁国政策、对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歧视性贸易政策和交往政策固然加深了中国人的贫穷和愚昧，而英国对华走私销售鸦片，并不能对邪恶的满清政权造成直接的打击，却直接打击了中国的普通民众；英国对华走私销售鸦片，不仅不能改变中国人在满清统治下贫穷愚昧的状况，还在贫穷愚昧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摧残中国人的健康、家庭和社会，使中国人更加贫穷，进一步成为“东亚病夫”，满清统治者的专制统治、闭关锁国是邪恶的，英国对华走私销售鸦片，同样是十足的损人利己的邪恶勾当。为了报复满清政权的邪恶，英国对华走私销售鸦片，继而发动鸦片战争，这是以邪恶反对邪恶，英国的这种行为，在人类史上抹下了不光彩的一笔。
   二
   这里就反映出当时英国君主立宪体制的一种局限：只考虑本国公民的人权，漠视外国人的人权，对那个时代的英国统治者来说，好像英国人以外的人就不是人。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共同的局限：单纯的民主制度不能制止多数人为恶，近代英国虽然发明了宪政制度，通过分权制衡和司法独立对民主进行限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益免受多数人的侵害，但是这种宪政民主制度仍然不能制止本国的国家权力对外国人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