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钢丝上的中国”并不寂寞－－我们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精神面貌之鄢烈山篇 /昝爱宗文集

前几天看南方杂文家鄢烈山的杂文，对山西黑砖窑虐待童工、智障人士的恶性事件，看到他援引了一句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的经典，“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他只引用到这里，后面还有一句是“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前后对应才是完整的。我是信仰耶稣的，看到圣经句子，自然格外关注。所以，我已经不由自主地想起鄢烈山本人来，他的“右派风格”，他的经历，又何尝不是“一个人战斗”，走在“钢丝上的中国”并不寂寞，“惟有忍耐到底”呢？

至少经常看报纸杂文和评论的人，对鄢烈山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文扬报海了，九十年代就蔚为大观。他选择到《南方周末》可以说找对了适合的方向，因为中国言论最宽泛的空间不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更不在余秋雨、陈逸飞的商业文化泛滥的上海——香港特区因特殊不在此列，而是距离香港最近的中国大城市之一——广州。

广州贵为南国都城，贵就贵在有北京、上海没有的相对宽泛的言论空间和新闻舆论土壤。八十年代最有意思的报纸就是广州《现代人报》，九十年代最有意思的报纸就是广州《南方周末》，新世纪后前一个十年，我希望最有意思的报纸是广州《南方都市报》，这难道不是言论史上屈指可数的纪念碑吗？

所幸的是鄢烈山进入南国这片土壤，恰恰验证了有什么样的土地就长出什么样的庄稼这句真理。看鄢烈山几十年如一日地针砭时弊，“惟有忍耐到底”，岂不是因他的爱心一直渐渐热着吗？

是的，孙志刚之死，黄静之死，吕海翔之死，戴海静之死，崔英杰之死缓，高勤荣之冤屈，等等不幸，哪一个有爱心的人不痛心疾首地指责这个糟糕时代的不可救药，可我们能够坚持住我们的爱心不渐渐冷淡吗？能够清楚而坚持地表达我们的看法吗？

写杂文的作家似乎都不顺利，包括鲁迅、李敖。鄢烈山也是一样，他当过农业生产队记工员，饱受苦难的磨练。“文革”后获得上大学的机会，也同样受到疾病的煎熬。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办公室工作，后转到《长江日报》工作，再后来一直想跳一跳。或许是某种力量指使，他原本要去《深圳特区报》，最后却选择了《南方周末》，一干就是十多年，从四十五岁开始，现在已经是五十六岁了。他说，“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拟于1996年改版的《南方周末》。打动我的是老主编左方的办报理念，图的是可以找到一个比较自由的表达平台”。1996年，我当时正在北京工作，听《人民日报》海外版高级编辑、《南方周末》特约记者高希筠先生介绍，慢慢喜欢上这张报纸。在1999年前，这张报纸正逢“最好的时候”，我几乎每期都看，包括鄢烈山的文章，慢慢喜欢上他的文风和欣赏他的激情。我自己，也先后为报纸写了一些小文章，总是感觉“印象不错，值得推荐”。

说实在的，写杂文的人能够坚持下来，已经被报纸培养出来的读者阅读杂文的习惯，也就会随之坚持下来了。

而中国目前的不和谐社会，对和谐社会的最大呼唤就是期待更多更好的杂文，而且不担心没有更多的素材。

我看到，除了我们经常提到的孙志刚之死，黄静之死，吕海翔之死，戴海静之死，崔英杰之死缓，高勤荣之冤屈，我们这个国度还有安徽阜阳温州人制造的假奶粉，还有郑晓萸间接为人间制造的假药泛滥，甚至是毒药，还有每天都有的矿难，还有类似四川大竹一迎宾小姐非正常死亡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还有广东的太石村、东州村，还有河北定州政府导演的黑社会袭民恶性事件，河南贫困村民因卖血感染爱滋病陷入绝境，哪一个不需要舆论的揭露和评论。而能够在那么多年坚持下来的，正是爱心没有渐渐冷淡的“惟有忍耐到底”的向善的人，自然按照中国古老的最最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法，这些有爱心的人必然得救，必然有爱的回报。

一张没有独立言论或民间声音的报纸，自然不是报纸，只能说是宣传单。或者简单说，一个不发表为民意说话的独立评论的报纸，是一张没人看的报纸，更谈不上是有社会责任的报纸了。

而当下的中国约2000多种报纸，又有几张值得我们相对尊敬呢？广州《南方都市报》、北京《民主与法治时报》、《新京报》、河北《杂文报》、上海《报刊文摘》，中国青年报的《冰点》，还有九十年代成为新闻纸标签的《南方周末》，虽然这几年办得有所不尽人意，有点力不从心，但还在坚持若干年前的风格，已属很不容易了——这至少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安慰吧。

我们这个时代不能仅仅有《人民日报》，有《半月谈》，有《参考消息》，有《求是》，没有民间声音，否则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这个时代还应该有更多的《南方都市报》、《民主与法治时报》、《新京报》、《杂文报》、《报刊文摘》、中国青年报《冰点》、《南方周末》、《财经》，保持一定的对社会的评判或批评文章，或揭露真相，或调查报道，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来安慰那些爱心渐渐冷淡的人们，保持住各自的爱心，恢复人们的信心，来实现“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句真理。

凡事忍耐，恒久忍耐，爱是包容，爱是永不止息。只要有爱，只要坚持，就自然感动每一个说出真话，释放出自己的能量，也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和鄢烈山熟悉很久了，却还没有当面交流过，只是知道他似乎体弱多病，拖着疲惫的身躯，一方面观察社会，保持不疲惫的心，几乎坚持每天写文章；另一方面家庭里还很劳累，他的妻子生病，儿子还没有完全走上独立之路，为人父，为人夫，每天做着凡事忍耐、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事情，自然是一种可贵。虽然普通，却是不容易。他的经历，使我想起了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的另一段经文：“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所以，我想把这句福音书的话传给鄢烈山这样执着的而又在坚持的杂文家，虽然他还不相信耶稣，还有疑惑，甚至他还容易动怒，比如与朱健国之争，与余杰之辩——事情过去后再看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是最容易忘却的事情，真是个性情中人。鄢烈山自己都说，若为了这些动怒，“恐怕他早就心肌梗塞了”。

凡事不能不包容，不能不宽恕。而我们熟悉的鲁迅先生，却是一个不饶恕，又是一个最愤怒的人，所以他到死也不能放下，只活了五十五岁，真是英年早逝。鲁迅先生若是早就明白圣经新约《罗马书》上所言“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的道理，就能够基于爱心的缘故而爱心如初，就会有“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的结果了。相比有“和事佬”之称的胡适先生，鲁迅并没有不饶恕别人，而恰恰是没有饶恕自己——过早地耗费了自己的壮实生命，走向他不想去的地方。

当然，我也希望鄢烈山先生能够在对不法的事保持爱心的情况下，也要饶恕自己，不要把自己当作愤怒的人。知识分子，既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还要坚持人人之间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只有这样做，才是为了更好地“爱人就像爱自己”。

鄢烈山先生性格随和，也很谦卑，他虽然获得过鲁迅文学奖，但却没有以此为自豪。他在一篇有关感恩的文章中说了一段中肯的实话，称获得鲁迅文学奖并不是表明“公道自在人心”，而背后似乎是一种说不出含义的结果，或折中，或平衡，或偶然因素，等等。种种因素都有。

不过，说实话，近二十年的杂文写作，鄢烈山确实是应该得到一定的江湖地位。以前他写，现在还在坚持写，而且佳作还比较多，就不能不令人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

如果他没有信心的力量支撑，没有爱心的坚持和忍耐，以他那自称的“瘦马蹇驴的模样”，尽写些“愤世嫉俗的杂文”，不像不幸的鲁迅才怪呢？“我自幼多病，15岁以后就没断过药；大学期间住过三次医院，长的一次达半年，要不是系领导念我那么大年纪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而睁只眼闭只眼，早就'休'掉我退回老家了。”这是最近鄢烈山发表文章《涌泉之恩》（见《西湖》杂志2007年第五期）的开头，他说，“关心我的朋友，看着我瘦马蹇驴的模样，往往规劝道：你这都是叫愤世嫉俗的杂文给害了！其实，这冤枉了杂文。”其实，鄢烈山并没有冷却爱心，他在为自己辩护，比如他说，“先读过我一些文章然后与我打交道的人，往往会说，老鄢并不像他的文章咄咄逼人嘛，待人接物还是蛮温和的。有人因此在网上撰文贬我处世圆滑，近交远攻，不敢拿手边的事较真，'就像《南方周末》只揭外地不敢碰广东'.这是误会。没有进报社之前，我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办公室工作，给《武汉晚报》写过三四篇批评青山区的长篇报道，根本不管我的领导高兴不高兴；而进报社之后，我就没用过记者证，编余只写新闻评论和文史随笔之类，针对的是整个社会大的背景和制度变迁。我想，身边的人和事，纵有令我不快不满乃至愤慨的，那也不是某个人随心所欲造成的，必有所恃。所恃之物才是我们应当痛加针砭的。”

社会患病了，需要有心人施良方医治。而人若生病了，能够对社会保有良心上的忧伤，保持乐观，对未来有盼望，能够与人分享欢乐，正是保持激情的良方。鄢烈山说，有人说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不像五十几岁的人。不光体形，心态也很年轻。他是这样说的，“这不完全是客气话。虽然按我多灾多病的经历，墓木已拱亦属正常，但自问心理年龄应在壮年偏青。——尽管我不得志。”

其实，无论是受过很好教养的文化人，还是乡野普通农民，都应该保持一样的愉快心态。贫穷、艰苦、厄运、疾病、愁苦，似乎是人生的打击，但却能驱使不少人表现出道德的勇气和良心上的伟大。困难考验每个人的精力和耐心，为生命磨练最好的品质，比如水手正是在海上保有勇者的力量，在烈风中坚持到底，把船驶向目标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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