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长在刀丛上，风华正茂却是一曲哀歌。
   
   过早枯萎的生命，却获得了永远的生命，活在历史之中。
   
   这就是开始，这就是末了。

   
   根据1989年6月30日国务院国务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的正式报告，共产党执政以来发生的第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却被官方正式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呼吁民主自由的学生、青年，仅5月3日开始的“千人绝食团”，到5月17日就已达6000多名大学生绝食，还有数万参与声援学生的社会人士，北京新闻界于5月9日上街游行并递交30多家新闻单位1013人签名的请愿书，“首都知识界联合会”（5月15日下午约有3万人）、“北京市民声援团”、“北京个体声援团”、“工农商声援团”，上街声援，甚至“北京中学生”也打出横幅，参与了游行声援。这些人，用党文化惯常的称呼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却在6月3日、4日这几天被指责为“反革命暴徒”，必须用军事力量进行无情地“平息”——“保卫祖国”。其中，17岁的北京中国人大附中高二学生蒋捷连，19岁的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中弹身亡。
   
   “暴乱平息”过后，在“文革”期间被揭露为“假共产党员”的中共中央（国家）军委主席邓小平，“亲切”接见了戒严部队的军以上人员，认为“这一场斗争早晚要发生”。在信奉暴力哲学的一党领导下，“革命者”必然就是共产党政府标榜所代表的“正义力量”，所以他们的正义就是要压倒“反革命者”。当和平的力量不能压倒时，他们就决定采取镇压的方式，不惜流血。
   
   陈希同宣布，在这场所谓的镇压“反革命暴乱”斗争中，“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是“非军人”，没有特别指大学生，但在死者中却强调有36名大学生，似乎大学生的伤亡并不重，似乎死者“非军人”多是指被击毙的“肆虐的暴徒”。而军人情况呢？陈希同又宣布：“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我们可以做一简单地对比：军人干警受伤人数高于非军人受伤人数，而军人干警死亡人数却大大低于非军人死亡人数。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军人干警受伤多，而死亡少呢？难道这些“非军人”人群有“武器”装备自相攻击，“自绝于人民”，才导致这样一个高死亡的结果吗？
   
   当然，任何专制时代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暴徒”。陈希同宣布：“对敌人'狠'，对人民'和'，……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的解放军士兵、干警们，“为保护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这就是官方至今都没改变的立场：“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他们保卫的是“党的祖国，党的宪法，党的人民”。历史停留在这一页，历史不会涂抹篡改这一页。
   
   我们看丁子霖、蒋培坤教授整理的六四死难者名单，截止2005年3月，已达186名，85%以上有名有姓——幸好我们的今天有一群女性，她们就是“天安门母亲”，她们承担的苦难，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魂明天能够复活。她们十八年忍辱负重，连上天都会垂泪。虽然至今还有些死难者没有进入名单，但真相迟早都要被彻底公开的。等真相公开之日到来，正是我们遗忘六四之时。
   
   “反官倒”、“反腐败”，岂不是为共产党执政更加长久？
   
   “三角地”、“民主墙”，岂不是为多灾多难的国家排忧解难？
   
   错了，错了，一切都是枉然，徒然。带给大学生的却是一连十几年的惘然，十几年的心理负担……
   
   别说大学生，就是公安干警，遇到菏枪实弹的士兵，也只能是徒然。
   
   可士兵们又能负主责吗？既然军委主席邓小平、常务副主席杨尚昆能够下得了手，既然写出“关键时刻”的李鹏，都认为自己是在“关键时刻”，谁也能说些多余的话呢？
   
   1989年4月17日，率先提出要民主的北大学生，公开向执政府提出了《七条》意见，这正是他们的请愿要求，也是他们淳朴的政治追求：1、 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是“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2、要求新闻立法、开放报禁。
   
   3、公布中央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财产、收入。
   
   4、否定“反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次运动。
   
   5、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6、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7、正确评价这次自发的悼念请愿活动，并要求新闻界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
   
   学生们很单纯，很简单，他们就是要求就其七条内容同政府对话。
   
   1989年的关键词就是“对话”，可回应却是“暴乱”。连“话”都对不了，对未来还有什么指望啊。当民主为空的时候，你提“对话”，就意味着被对方判断为一场“你死我活的反革命斗争”。 4月19日，以钻营投机分子、共产党打手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市政府，用“通告”警告那些所谓“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一起后果由他们负责”。这个时候，虽然有人喊“打倒共产党”，但当时的新闻报道“应者不多”。既然“应者不多”，说明当时的人们尚对共产党“深表信赖”，可18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共产党的信赖是“应者不多”，还是对“打倒共产党”的“应者不多”？
   
   两种可能，可能就是两种不同的结果。
   
   福兮祸兮？
   
   若有一日，七条最终得以实现，那么我们说是遗忘六四的时候已经到了。
   
   认真看国务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6月30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届八次会议作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这里的用词，看来很有学问的，却不完全是陈希同一个党棍的水平。比如他先说“制止动乱”，既然“动乱制止”了，为什么后面又是“平息”呢？外国记者报道的“血流成河”一直得不到官方的认可，因为他们强调“天安门在清场的时候没有死一个人”。六四“平息”事件，仅仅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吗？那首先被认可的200余人死亡，也就“不在天安门”了。请问，这二百多人是死在北京吗？天安门不是北京的一部分吗？
   
   我想起最近一个“新闻动态”，国务院规定，包括矿难等各类安全事故一旦发生就要立即上报中央，7个人以上死亡就是特大事故。可遇到“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时候，有些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假使有7个人以上重大伤亡，可某地方政府为了绕开这个限制——他们也不瞒报，却是称有两个或三个尚在医院抢救（抢救技术医院可以保证，消息可以保密），抢救7天后再宣布死亡，就可以不算是这一起事故的死亡人数了。还有浙江省宁波市的象山县，有次渔船发生海难，死了有17个人，属于特大事故，可当时的象山县县长周江勇（现任县委书记）却没有引咎辞职，更没有撤职，真是太便宜了，法不责众（事故频繁发生居然可以免去责备失职官员了）。北京这么大的直辖市，由于密云县发生元宵节庆活动因桥塌挤死四十多人事件，北京市分管副市长、市委常委吉林离开了常委职位，也是做做样子的。到了2007年5月新北京市委常委组合，吉林再次成为其中一员。群众怎么说，也只是说“朝里有人好做官”。丁关根当铁道部长时候，发生轰动中外的火车相撞事故，死亡人员还包括韩国和日本人，可丁关根引咎辞职后不久，又上去了，还当上了级别更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这也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情，仅仅与邓小平打打桥牌也不至于如此，他应该有升官的手段，不过鲜为人知而已。
   
   此外，还不能不提赵紫阳，赵紫阳原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中国）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突然因六四被撤消后，一直被软禁到死，根本不可能官复原职，哪怕正面评价也都是一个谜。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矿难、官倒、安全事故、火车相撞，死几十、几百个人，甚至克拉玛依大火，烟台海难，场景悲惨，灭绝人伦，也不过是处分个别官员而已，时候一到还可以升官。可赵紫阳不一样，对于信奉“非敌即友”的一党来说，矿难、官倒、大火、海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而赵紫阳尽管是“同志”，但却是政治问题，属于不能路线的“敌我矛盾”，所以必须要软禁到死，其晚景凄凉超过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软禁的张学良。这样的两个党，可笑的是，昔日互相残杀，如今却正好是兄弟党，当两党魁的双手握在一起，就可以“遗忘过去，展望未来”了。可未来，他们有资格遗忘吗？未来，还是他们的吗？
   
   不能不发问——官场如此腐败，不反官倒、不反腐败、不反遮蔽真相，能行吗？
   
   什么时候，公民真正能够用宪法等法律为武器，以及把舆论、选票当做“反对一党专制”的工具，就可以真正监督官员了。那么，未来的那个时候，就可以说是我们遗忘六四的时候到了。
   
   1989年五六月份，春夏之交，我们听到这么多的未曾听到过的真实声音：“民主、自由、尊严、法治”，“废除一党制”，“民主沙龙合法化”，“实行多党制”，甚至还有人提出“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当然还有“打倒邓小平”……这些话，都源自“血腥市长”陈希同之口，也都是他指控“暴徒”的“罪状”。后来，当江泽民主导政权时，作恶多端的陈希同也不能幸免，成为阶下囚，因贪污腐化被判刑16年，真是罪有应得。
   
   如今，六四的第十八个纪念日又要来到，我们该如何纪念六四呢？我想最好的纪念就是遗忘，可现在却恰恰不是遗忘的时候，这也就是说，当民主、自由、法治、多党制、民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宪政和公民社会还未能建立之时，还不是我们遗忘的时候。当未来我们中国实现民主之日，也便是六四遗忘之时。
   
   未来，我们期待着民主、自由、法治，更期待着遗忘六四，快快进入一个自由、和谐的新天新地。
   
   首发议报第3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