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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爱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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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新闻立法.舆论监督权利
·小论没有文学的浙江和倒掉了的浙江作家
·加大舆论监督力度,不谈新闻立法是行不通的
·2005年新年寄语:一民们的自由民主责任和爱
2005年发表
·地球上的天灾可怕,中国的人祸更可怕
·卖烧饼小贩的“底线”和“生命线”
·为什么有些采访不得不半途而废——都是“监督”舆论惹的祸
·大话储安平之“历史深处的忧思”
·我们这些新闻舆论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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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请温家宝主持赵紫阳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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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十一宗罪:“死猪不怕开水烫”
·“为人民服务”的超能伟哥效应——阎连科新小说《为人民服务》既夸张又深刻
·呼吁领导人到天安门为数千煤矿死难者志哀
·团结起来,依照宪法批评和罢免不合格的政府
·在15000英尺的深海上孤筏重洋101天
·中国人脚下可供选择的自由之路——关于中美和中日关系以及台海同胞
·“杀人冤案”引爆司法体制内的一颗颗定时炸弹
·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着胡锦涛温家宝
·给李敖一封邀请来大陆观光的公开信
·浙江渔民惊曝撒网"捕获"100斤重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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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文:赵紫阳是洞察政治阴谋的聪明人儿
·4月26日永远不死的灵魂——邵飘萍献身反日反军阀的意义
·中国没有新闻法,“第四种权力”名实皆无
·六月只有三十天—重读八九春夏之交《人民日报》若干细节
·以人民为敌的政府应在法庭上接受犯罪指控
·王蒙甘当一个清醒的二流大作家
·到了该对“摸着石头过河”说拜拜的时候了
·舆论在监督面前实在是无能为力
·中国知识分子的“痛经”:从陈丹青谈起
· 张春桥.一个想当总理的毛泽东主义者死了
·不添油不加醋,余世存讲述《非常道》
·如此和谐社会:程益中不能自由领奖,师涛被判刑
·一个北京警察的非正常死亡
·诗人的饭碗正被商业写作打破
·一个记者被砍掉手指,无数个记者伸出拳头
·真相总被掩盖
·正视“六四”,朝野对话,民主强国--对1989年后中国问题的回顾和思考
·历史给后人以新闻自由——透视老大帝国真面目
·江泽民终究要面对“六四”
·毛泽东邓小平这对政治父子
·“六四”是全国人民的高等学校
·“公民不服从”,你做得到吗?
·从北京《晨报》“寻吴官正”看中共国家领导人出行报道“内外有别”
·赤潮变“赤祸”,政府别再出“张文康”
·吴志翔:被历史忽略的历史——读余世存的《非常道》
·“6 .10”祖国的天暗淡、花朵凋谢
·铁道部长:你对“骂娘”是反感还是忍受
·被放大与缩小的历史人事
·一把手何不“自请处分”?
·束星北:“孤岛”上活下来的天才
·中共“党”称及自由、民主、共和
·江岂能比海宽——江泽民过海却让我靠边等着
·中国2005:不幸在一步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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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右派"完全摘帽平反"是历史错误

     
   邓小平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稳定"大业的总设计师,他不但设计了改革开放,也设计了1957年反"右派"工作的具体进程,还有后来的"六四".邓小平改革开放有功,但"反右"有罪,1957年他正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又是政治局常委,只不过他的罪和毛泽东相比不太突出而已。邓小平到死都不承认反右错了,只是说"严重扩大化了".那么,"六四"镇压,是不是也是正确的,同样只是"严重扩大化了"?
   既然有邓小平"钦定",那么"反右派是必要的"结论就不能改变,所谓"右派被摘帽"也是假的。据对中共秘史有研究的原《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查证,像章伯钧、储安平这些"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至今还是留个尾巴在身后,如新华社老记者、同样是右派出身的戴煌最近在"反右"五十周年之际,也认为"中共至今未彻底平反右派",同样是"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之类的老调子,所以中共对"右派"问题所谓平反,实际上一律用"改正",而不用"平反"一词,戴晴揭露中共这样的做法"是极其荒唐的".早在1978年4月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批复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上报的《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978年9月17日《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一年半之后,1980年5月8日,55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项。即当时的中共中央在经过了复查核实、推敲议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匀出了一类"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27名"上层爱国人士"中的5名;如果再加上地方的90多名,不足原戴帽者的万分之二。
   这五名"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头号大右派是:
   1、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2、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3、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校任教,上海民盟盟员;
   4、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5、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这五位先生都已经作古。其中,章伯钧的骨灰已于1982年深秋移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罗隆基逝于69岁,却在90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个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应是于1962年戴着帽子辞世的。储安平,58岁时在1966年深秋消失了。只有最后的右派陈仁炳一直居住在上海,直到1990年去世。
   既然反右运动本身是"必要的",只是"严重扩大化"了,那么为什么还有五个只摘帽不改正的人呢?难怪有人这样说:"为五个人搞了一场反右",实际上根据历史研究者傅国涌先生推测"右派"不止五十五万,至少加一个"零",约有五百多万。在毛泽东"引蛇出洞"论的鼓惑下,邓小平立功心切,绝大多数人因言获罪,或者是被下指标的情况下指控为右派的,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自述,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正是因为"多说了一句真话":"1956年夏天,我到上海采访,看到了很多中共党员干部特殊化的现象,之后到苏北老家也看到农村很多干部很坏,人民很痛苦,加上平时听到的各个地方的干部特权化等不正之风,我很生气。过去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时打出'自由民主平等'的口号,可现在怎么都这样了呢?!所以1957年我就提出这个问题,因此被打成了右派……1958年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其间我看到里面死了很多人,我从196斤降到82斤,骨瘦如柴……好不容易死里逃生活着出来了。后来他们又说我'坚持反动立场',把我送去劳教,身心备受摧残。1978年是在胡耀邦的政策下,我才得以重见天日。"1964年,戴煌又在京被强迫劳动,美其名曰"劳动教养",期满"留场就业",1969年又被疏散到太原劳改队,1978年重返新闻界。
   像戴煌这样的老右派,仅仅是邓小平一句"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就用不着道歉了,罪行就一笔勾销了,其实说明今天的共产党仍是过去的共产党的继续,说明"反右运动"还未结束,还没有还被害人一个公道,还没有还历史一个真相。2007年3月,戴煌自述作品《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就因为他的右派身份和书中含有右派运动等内容而不能再版,为虎作伥的正是中宣部领导下的新闻出版总署及前署长龙新民、副署长邬书林之流。
   "反右"五十年后,说右派"完全摘帽平反"其实是历史错误,目前戴煌在张思之等律师的帮助下正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还有原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许良英教授、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长钟沛璋、原人民日报名记者刘衡、原中国铁道部研究院研究员茅于轼教授、原中囯社科院高级编审郑海天、原北京市公安局干部任重等61名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联名要求中共中央郑重宣布反右运动违反宪法,给遭受迫害的右派以补偿。这些人作为受迫害长达二十年"右派",他们希望以此来推动"反右运动"的彻底平反,直到最终获得历史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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