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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与犁》之六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六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古代中国是日本慷慨无私的老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承认：“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人来说，常常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然而，近代以来，由“学生”的身份摇身一变而成为“老师”的日本，却对中国张开了血盆大口。早在清代末年，日本政客就悍然声称：“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如果兵力足以控制其民众，那么中国人无不帖然服从。”
一八七九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满清政权无暇顾及这一远在海外的属国。当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亚洲访问，中方托他居中调停。格兰特到达日本之后，两次给李鸿章写信，信中说：“我很盼望中国能够自强，但是日本有很多奸人愿中国日渐衰弱，他们好趁机图得便宜。”
随从格兰特访问的杨约翰，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公使，他在信函中说得更加直率：“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弱，自家强，所为无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既如此，则他国难保无轻视欺凌之事。”更值得中国反省的，是杨约翰下面的几句话：“中国如果愿意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因为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中国大害在弱之一字，国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
在抗战的硝烟中，越来越多中国的爱国志士们体认到了这几句肺腑之言。
气势磅礴的抗战图景，是由每一个中国国民的抗战汇聚而成的。在五四时代呼唤个体独立、精神自由的作家郁达夫，就是抗日洪流中一滴晶亮的水珠。
抗战爆发之后，郁达夫像一枚蒲公英一样飘向南洋，那里是抗战的另一个战场。最初，郁达夫在新加坡主持多家报刊的编务，以笔为刀枪，痛斥日军的暴行，歌颂同胞的英勇。一九四一年，郁达夫在一篇纪念“九•一八”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不抗战，我们决不会使这伟大的实力，能发扬光大得如此之速。不抗战，我们的团结坚忍之美德，也无从使世人看到得这样的显著。”郁达夫火一样热情的文章，鼓舞了无数的海外华人，增添着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落入日军之手，郁达夫被迫开始了新一轮的流亡。
郁达夫生命的最后一站，是处于日寇统治下的苏门答腊。
这四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困窘的一段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一段岁月。以他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大作家的身份，却必须化名为“赵廉”，伪装成为一个庸俗的商人；面对着多年来痛恨得咬牙切齿的日本侵略军，他却还要强颜欢笑。已经身为酒厂老板，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可一日无酒的郁达夫，为了随时保持头脑的清醒，竟毅然戒酒。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郁达夫神秘失踪。这位鲁迅最好的朋友，像鲁迅那样实践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多年来致力于破解郁达夫死亡之谜。作为一个日本国民，他带着否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队杀死的想法去做调查。但调查结果与他的设想相反：原来，那个下命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队长尚在人间，只是畏罪隐居乡间。
经过多次访谈，耐心说服，并且答应不告发不追究其罪行，这个杀人魔王终于交待出杀害郁达夫的真相。当时，日本军部知道了“赵廉”就是郁达夫之后，劝说他去东京或上海，都被严词拒绝。正在等待如何进一步处置郁达夫时，日本宣告投降。日军知道郁达夫掌握了他们大量的侵略罪行，当地宪兵在奉命在撤退之前对郁达夫下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日军派出四名宪兵，找一个印尼人诱骗郁达夫出门。开车到荒野之后，将郁达夫活活掐死。
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宪兵依然悠哉游哉地活着，他运用种种手段逃脱了战后的审判。作为一个“剑道五段”高手，他用那双有力的大手掐死了单薄文弱的郁达夫。迄今为止，这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的老头依然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情。
铃木正夫感慨说：“他们原本也是一介平民，要是没有战争的话，他们将过着自己平稳的日子，但是在战争中，加上所接受的教育也起了作用，他们作为国家权力的尖兵，倒变成了魔鬼和没心没肺冷酷无情的畜生。”
得知郁达夫遇害的消息之后，他的日本友人金子光晴这样写道：“我因愤懑而无法成寐，郁达夫是一个正直的男子，杀害他是毫无理由的。郁达夫在被杀害的那一瞬间，直视呲牙裂嘴的日本兵专横凶暴的悲惨表情，就迫近在我的眼前，我的血都变凉了。”
郁达夫是从留学日本的时候开始他的文学道路的，日本现代文学给他很大影响，他一直希望中国和日本两个邻邦能够像兄弟一样友爱互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化巨匠，却惨死在日本宪兵手上，连遗骸也不知下落。冰心说过：“这场战争对中国文学的最大打击，便是我们失去了他。”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郁达夫不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献出了他的全家。郁达夫的母亲在富阳失守的时候，不肯逃亡，在故乡饿死了；郁达夫的哥哥抗日志士郁华，在上海被日伪特务暗杀。他们一家在抗日战争中的遭遇，正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在抗日战争中遭遇的缩影。
一九三七年深秋，德国柏林的郊外，两间幽静的平房。一位中国人正在伏案写作，题目是《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
这个温文尔雅又英气逼人的中国人，就是现代中国优秀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当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中日两国的军队正在淞沪与华北交战。中国军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抗日热情却空前高涨。
虽然远在天涯，同胞的苦难和国家的命运依然牵动着蒋百里的心。他不是现役军人，但没有一个中国将军比他更加了解现代战争的奥秘。蒋百里的军事知识，先得之于日本，后得之于德国。当年，在留日的士官生中，蒋百里与蔡锷一样学业优异，曾获得日本天皇赐刀的“荣誉”，让那些心胸狭窄的日本同学嫉恨不已。
北洋政府时代，蒋百里出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后来在抗战战场上纵横驰骋的中国将军们，有很多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初，蒋百里在内战的狼烟中就已经感受到了日本蚕食中国的野心。他深刻地了解日本，甚至还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他更深刻地了解祖国，这是一片既让他挚爱又让他伤感的土地。
蒋百里敏锐地指出：战斗与生活是一致的。大半个身子还留在农业社会的中国，只能用防守来抵消敌人的进攻。他写道：“我们对于敌人制胜的唯一办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却用持久之方针来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线，我们却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着；使他一时有力没用处。”他甚至预测到中日的战线会在湖南一带长期胶着不下。
就在蒋百里写下那篇研究日本的文字之后不久，他应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邀请，回到祖国出任陆军大学校长。一九三九年，在中日战争最为险恶的日子里，蒋百里病逝在任上。虽然他没有看到祖国辉煌的胜利，但他却像先知一样预见到了此后的一切。
一条吐着毒信子的蟒蛇向一头衰老的大象发起猛烈的攻击，一条肥胖的蚕开始狼吞虎咽一片翠绿的桑叶。这是近代以来屡受列强凌辱的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这场战斗决定着中国的生死存亡，决定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生存与毁灭。以前的战斗，中国还可以不断地退缩和妥协，而这一次，中国已经被逼到万丈悬崖边上。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宣布中国将不会再退让，向国内外昭示了抗日的决心。蒋介石在讲话中郑重表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至此，战斗还是投降、抗争还是妥协、沉默还是呐喊，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不再是一个问题。
这场战争是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既有硝烟弥漫的前线，也有含辛茹苦的后方；既有肩扛枪杆的士兵，也有手拿笔杆的文人。在每一个领域都是短兵相接。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绝大多数日本作家积极投身侵华战争。有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人直接应征入伍，成为残暴的日军中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组织，炮制所谓的“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或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把侵略战争宣传为“圣战”；或把日军暴行美化和诗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丑化中国人民，渲染中国军民的“愚昧”和“懦弱”。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笔部队”。
大量炮制“战争文学”，是日本“笔部队”的主要业绩，也是日本文学家“协力”侵略战争的主要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作品根本不是文学，亵渎了文学求真、求善、求美的实质；他们的作品只是某种赤裸裸的宣传，是为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张目的宣传。
火野苇平是日本侵华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兼士兵与作家身份于一身，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以及海南岛作战等。他创作了《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等三部长篇小说，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上美化侵华日军、丑化中国军民。其作品发行上百万册。日本国内评价说：“具有公正而又纯正的文学感觉的战争文学作品，在日本诞生了。”火野以“士兵三部曲”获得了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奖，成为天皇最赏识的御用作家。
火野苇平、石川达三、林房雄、佐藤春夫、多田裕计、太宰治等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的日本作家，是日本战争文学的主力军，也是侵略战争的煽动者和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中国等被侵略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先锋，他们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与日本的文化侵略针锋相对，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后来，“文协”随同国民政府迁移到了重庆。“文协”的四十五位理事，涵盖了中国大部分的优秀作家，其中有老舍、巴金、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田汉、朱自清、朱光潜、郁达夫等人。老舍在坚持创作抗战文学的同时，长期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
“文协”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几十个分会，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创刊，到一九四六年五月终刊，先后出版了七十一期，四贯通抗战的唯一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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