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七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在台湾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体制，进而宣布解除“报禁”——允许人民自由办报，解除“党禁”——允许人民自由组党。二十年之后，两岸三地及西方各国的媒体，均发表文章记念这一具有转折性的事件。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记念的日子，这个日子不仅带给台湾两千多万民众以自由和人权，而且打破了某些人故意制造的“华人及其文化传统无法适应现代民主制度”的神话，对中国大陆僵化的体制形成了猛烈的冲击。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仍然处于一种远比昔日台湾还要严厉的“戒严”状态之下，一党专制、官僚腐败成为千夫所指的首要问题。因此，台湾的经验、尤其是台湾的解严之路，是中国大陆实现宪政的重要借鉴。

   作为台湾最后一位“开明独裁者”，蒋经国是解严决定的拍板者。在近年来的各种民调中，蒋经国始终是民众最敬重的领导人，其名望既高于老蒋，亦高于李登辉、陈水扁。尽管民进党方面不愿承认蒋经国在解严上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强调党外运动的压力及牺牲，但对比中国大陆统治者邓小平动动用坦克和机枪来屠杀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民众来，蒋经国顺应时代潮流、超越个人及党派的利益、作出解严的决定，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学者徐宗懋在《亚洲周刊》发表文章评论说：“二十年前，蒋经国决定解除台湾戒严令，对中国大陆二十年来的发展造成冲击。两岸从内战、冷战到逐渐开放和解，在历史长河中也许只像一瞬间，但对老百姓来说，却是一辈子的生死浮沉，包涵死亡、别离、重生等种种苦痛与喜悦。解严以来，台湾人民权利上升，逐渐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拥有言论及组党的自由，这些都不断冲击着中国大陆，启迪了今日中国大陆人民面对党禁报禁的抗争。”

   蒋经国是台湾最为亲民的领导人。与喜欢搞个人崇拜、塑像和肖像遍布台湾各地的老蒋不同，小蒋不准手下为自己塑像，也不准在公共场合悬挂自己的肖像，更没有为自己营造“纪念馆”，因而也就避免了此后自己的塑像、肖像和纪念馆可能被羞辱的命运。蒋经国经常轻车简从深入百姓家中，准确地触摸到了民众的脉搏。他也许早已预见到了国民党会在后来的大选中失去政权，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开启了解严之门。蒋经国深知，这扇门是不可能永远被关闭的，与其让蒋家和国民党被民众的怨愤所埋葬，不如主动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并在新时代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解严的先声是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下午，蒋经国在接受《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葛兰姆的访问时，首度提到台湾将解除戒严。这是蒋经国发动十年政改及要解除戒严令石破天惊的一刻。当时坐在中间担任英文传译的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马英九回忆说：“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段话译为英文，当时觉得好像有一股电流过我的身体，我告诉自己，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我们正在改写历史。”即便是后来反叛出国民党的李登辉，在纪念解严二十年的讲稿中也公正地指出，蒋经国解严，是在面对变局时勇敢而果决的“前瞻性决定”，不仅明确回应了民间的期待，更让台湾踏出告别“党国体制”的第一步。是的，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比如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发表揭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时刻、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在演讲时被群众嘘下台的时刻，这些都是破冰的时刻，亦是光明穿透黑暗的时刻。

   如果是蒋经国是体制内推动解严的关键人物，那么殷海光则是在体制外与之对应的重要人物。我没有推举出那些党外运动的一线人物，如施明德、许信良、陈水扁、谢长廷等人，而是彰显作为自由主义先驱的思想家殷海光，自有我特殊的用意在。在人们纷纷纪念解严、政客们各自打“解严牌”时，我转身阅读殷海光的自由之书，寻找改变世界的观念之源头。毫无疑问，殷海光堪称台湾的先知，如同当年犹太人的先知耶利米一样，在那黑暗的时代里谴责所有不公义的情形，并向同胞指出国族的未来所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殷海光是少数的选择右翼道路的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当局与左翼知识分子及中共论战时可以依赖的、寥寥无几的几支健笔之一。大陆政权易帜之后，殷海光黯然随国民政府迁台。本来他以为蒋介石会吸取失去大陆的教训，开启民主宪政之路，没有想到蒋介石却认为是因为独裁不够才导致大陆易手，并进而在台湾实施严酷的党化统治。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殷海光在台湾的最后二十年，恰恰是蒋氏政权在台湾实施白色恐怖的二十年，也是他本人衷心不改地传播自由火种的二十年。在此期间，他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由热变冷，由同道变为异己。他在坚持不懈地批判中共极权统治的同时，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亦直接谴责。

   与百年台湾的悲情相对应的，是殷海光的悲剧性命运，他没有等到解严的那一天，没有看到台湾开出自由之花。在长期被封杀、监视、孤立之后，他身患癌症，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值得欣慰的是，他在临终之前皈依了耶稣基督。作为启蒙先驱，殷海光注定了是“痛苦的苏格拉底”，“在现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纷纷向右或向左转的时候，他却锲而不舍地把一个具有不同倾向的气质铸成了自由主义者，一位不避横逆的道德英雄。”（章清语）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可以战胜军队、警察和一切暴力组织。在此意义上，殷海光一个人的声音，启迪了此后千万人的独立思考。他的某些具体的观点可能会过时，但他为台湾奠定的自由的基石永远不会被忘却。可以说，此后所有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台湾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都是殷海光的学生。今天的台湾虽然初步实现了自由和民主，却再也无法诞生一个殷海光式的、闪烁着道德和人格光芒的知识分子了。

   在《自由的伦理基础》一文中，殷海光专门讨论到“自由”与“邦国”之间的关系，此观点亦可以破解今日困扰台湾朝野的统独议题及两岸关系的症结。殷海光指出：“我们如果拿自由之多少来作衡量国格之高低的标准，实在是一件满有意思的事。环观斯世，有稳固自由制度的地方，就是科学发达、民智开畅，秩序安定，而且道德水准较高。反之，自由缺乏的地方，就是科学落后，民智闭塞，秩序紊乱，而且道德水准相对地低落。前者不在一个严厉的统治机构的统治之下，而且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机构来统治。后者常被控制在一个众意不能改变的硬性统治机构之下。这两者的高下之别，是一个实质问题。”这里，殷海光所说的前者，不正是解严之后的台湾吗？所描述的后者，不正是仍然被中共奴役的大陆吗？今天台湾民众归属与效忠的，是因自由制度而升华的国格；而令大陆民众离心离德的，正是中共垄断权力、戕害人民的专制统治。

   很有意思的是，大陆许多媒体也发表长篇文章介绍台湾解严的情况。几经整肃而锐气渐失的《南方周末》，发表专稿讨论台湾解严前后的剧变，文章指出：“这种源自社会民心的民主宪政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收获。对国民党如是，对台湾如是。”言外之意是：对中国如是，对中共亦如是。文章介绍说，从一九四九年开始，根据国民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了抵抗“共产主义”，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宣布在台湾地区“实行戒严”。此后三十八年，台湾社会受制于此“戡乱条款”，根据《中国时报》的描述，“那是一段头发不能留长、报纸不能乱报道、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日子。那是一个充满‘禁忌’的时代，报禁、党禁，样样都禁。”

   解严之后，万水奔流，短短二十年时间，台湾已经成为亚洲民主自由社会的典范，完全可以同日本、南韩等国相媲美。每当有大陆人士以及台湾本土人士非议台湾的民主制度时，我通常都会为之辩护说：台湾的宪政转型已经是一种付出最小、收获最大的路径了，我们不能拿一个完美的标尺来苛求之。我当然看到了民主制度并不能立即治愈台湾专制时代的后遗症，黑金政治、无良媒体、民粹主义等现象让台湾的民主成就大打折扣；但是，我更观察到，台湾的民主宪政体制已经基本巩固下来，台湾民众完全有资格以此来傲视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陆，并拒绝“一国两制”式的统一。

   在台湾蓝绿的政治冲突中，两岸关系是绕不开的核心话题，“独立”成为高于“正义”的“政治正确”；而大陆的中共政权，则以“统一”作为凝聚民意的“速效救心丸”，甚至摆出兵戎相见的架势来恐吓彼岸。在我看来，两岸问题的实质并非“统”与“独”，而是“独裁”与“民主”。一个独裁政权有什么权力要求另一个民主政权对其俯首称臣呢？反之，一个民主政权为何要向另一个独裁政权俯首帖耳呢？如果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谈论两岸的“统”与“独”就为时过早。

   大陆的民主化乃是两岸谈判的前提和平台，正如一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国际联盟的创始人威尔逊所言：“只有民主政权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联合，独裁政权与民主政权之间的友好永远都是可疑的。”那些在“六•四”惨案中以屠杀百姓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将领们和那些在网络上高声叫嚣要“炸平台北”的“爱国愤青”们，根本不配说“统一台湾”的大话。你们自己尚且生活在专制的淫威之下，你们自己只是奴隶或者奴隶工头的身份，有什么资本“统一”别人呢？

   台湾已经解严二十年了，大陆却仍然在戒严的处境之下。近年来，两岸经济状况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政治体制的差异却日渐扩大。在大陆的领导人之中，没有一个人具备了蒋经国的高瞻远瞩眼光；在大陆的民间知识分子中，也没有一个人具备了殷海光的人格魅力。因此，中国大陆的民主化的“点睛之笔”，在朝野两个方面都缺乏“执笔者”。蒋经国和殷海光，共同启动了台湾解严的按钮。今天的中国大陆，理应呼唤出现自己的蒋经国和殷海光。

   ——二零零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