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近日，中国新闻出版署禁书事件持续发酵。迫于海内外舆论的压力，新闻出版署发言人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申明并未查禁任何书籍，邬书林亲赴禁书作者之一袁鹰家中作解释工作。虽然这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白，毕竟气势汹汹的禁令开始往回收缩。二零零六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中宣部下令停刊，引发全球声讨。在舆论压力之下，《冰点》最终得以复刊。与之相似，今年的禁书事件发生之后，作家们的公开抗争及其引发的民间声援，也破天荒地让自以为掌握了作家和出版社生杀予夺大权的出版署自食其言。

   《冰点》事件和禁书事件，之所以能取得部分成功，有若干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应当在宪法的框架之内争取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中国大陆的宪法虽然有严重缺陷，比如序言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却也有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条款，这些条款在字面上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相差无几。中共虽然以之为空中楼阁，但公民完全可以“弄假成真”，温和而坚定地迫使当局将宪法中所确定的权利和自由归还民众。《冰点》事件中的编辑、记者和禁书事件的作家，正是紧扣宪法的原则，让当局在道义和法律上都处于守势，进而不得不作出部分的让步。
   相反，如果完全不承认中共当局的权柄和宪法的地位，而以某种“打破一切、造反有理”的方式参与维权活动，就等于掀翻了民间与当局谈判和博弈的那张桌子，其结果必然是重蹈成王败寇、暴力泛滥的覆辙，对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冰点》事件和禁书事件的成功，是维权活动中的“非偶然性”的成功。成功的秘诀在于“维权”而非“夺权”。目前，中共政权的统治力量仍然相当强大，民间社会和公共空间虽然在迅速成长，但远远不足以与当局抗衡。在此背景下，贸然发起以“夺权”为旨归的政治运动，如组建政党、街头抗议等等，必然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并让慢慢积累起来的民间资源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而以争取自由和权利为目标的维权活动，则可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展开。这些自由与权利本来就是属于每一个公民的，只不过长期被当局非法侵占了而已。《冰点》事件和禁书事件的抗争者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争取和捍卫自己的自由与权利。当点点滴滴的自由与权利逐渐由官家向民间转移、“大社会、小政府”的发展趋势日益清晰的时候，民主化的实现也就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第三，两次事件所针对的目标，都是当局的某一具体的部门或部门主管，以及官方非法管制新闻的“潜规则”。自由和权利受到伤害的当事人，不是高调地宣布与当局决战到底、誓不两立，甚至由“受难者”进而膨胀为“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英雄”，不是怨恨地咒骂整个政权以及沉默的大众，甚至产生“吾可取而代之”的权力欲望；相反，他们以一种“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姿态，谦卑而高贵、公开而客观地将全部事实真实地呈现出来。
   这样，维权者既争取到体制内改革力量的同情，也赢得了民众的尊敬。维权者不仅在网路上赢得广大网民的支持，也在海外获得了遥远的回声。《冰点》事件中，台湾作家龙应台致胡锦涛的公开信，让大陆内部的言论自由事件扩大为两岸关系事件，中共当局不得不调整政策。可见，各种正面因素整合在一起，能够形成让官方不得不让步的巨大合力。
   从孙志刚事件到《冰点》事件及禁书事件，热爱自由的人们应当总结经验，因为成功是可以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