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腐败
   
   2000年5月被执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生前除了显赫的官位以外，还冠有许许多多让人肃然起敬的称号和身份，如书法家、教授等等。然而，纵观其履历，人们不禁感到纳闷：一个军队出身、连高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的官员，是如何取得“教授”职称的？
   据新华社报道，胡长清“通过自己在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的关系，办了一套函授本科学历和法学学士证书，把这些假材料装入档案，籍此，胡被几所大学聘为教授，满足了要‘名’的欲望。”这则报道道出了天机，却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胡长清的材料并不是“假材料”，而是货真价实的“真材料”。在北京大学门口，常常聚集着一群贩卖真正的“假材料”的小贩，每当行人走过，他们便会像苍蝇一样围过来询问：“要毕业证、学位证吗？北京大学的和其他所有大学的，我们都能够提供。”跟这些低层次的造假者比起来，胡长清的材料是正儿八经通过北京大学有关部门颁发的，从封套到印章，都来自于正规部门，堪称“若假包换”。

   胡长清已经走上了黄泉不归路，但是却没有人去刨根问底：他在北京大学的“关系”究竟是谁？行政管理学院的哪些领导干部、专家教授或者经办人员为他获得学位出了力气、得了好处？他们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罚？冰山露出了一个尖角：北京大学并非某些人形容的那样“出淤泥而不染”，相反，北京大学存在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北大历来具有象征意义，它的腐败也一样，正象征着当下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北大人应该为之而感到惯有的骄傲呢，还是应该为之而感到深刻的耻辱？
   一个社会的腐败，到了最后的关头将向两个部门渗透：一是医疗，二是教育。一旦这两个领域也烂掉了，那么这个社会真的就是“病入膏肓”，即使是华陀再世，也回天乏术。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逐渐由潜流变成滔滔洪水。权力换取学位、金钱换取学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职称勾心斗角、弄虚作假，教授们的道貌岸然早被学子们看得一清二楚。詹小洪在《权力、金钱与校园》一文中揭露说：“1998年，笔者曾看到北京某大学研究生院报名册，当年该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几乎不是某某司长、处长，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长、总裁。研究生院招生创收的另一妙招就是办研究生课程班。招生单位可以派老师深入到各省、地、市甚至村镇去办研究生速成班。难怪，北京不少大学、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院被人们指责为‘文凭加工厂’、‘学历批发站’、‘职称生产机’。”对此，学者袁济喜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目前的道德文化在许多领域被金钱与权力冲击得本已衰弱不堪，学术文化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可以抵御金钱与权力的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荡然无存，则社会心理与道德良知受到的伤害将令人不敢想象。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论及社会腐败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土崩’，另一种是内在的‘鱼烂’，这种从内脏烂起的‘鱼烂’较之‘土崩’是一种更可怕的腐烂，它使人们内心道德天平彻底失衡。”如果说医疗的腐败会带来病人生命的危险，那么教育和学术的腐败将带来整个社会成员心灵的恶化。古人讲究学术“为天地立心”，但在今天学术却沦落为敲门砖、沦落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橘。就道德底线而论，某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博导，并不比契诃夫笔下的市侩和小公务员高。知识和学问并不足以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耍起腐败的花招来，他们比官员们毫不逊色。
   学界的丧钟一旦响起，疗救的整个社会肌体的时机就已经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