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的自由
   
   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最近炒得沸沸扬扬。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傻子。傻子虽傻，却左右了其他所有的人，他没有主动去追求什么，最后却获得了包括爱情、权力和财富在内的一切。傻子的身上有着神奇的预言能力，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直指生活的本质。其实，中国当代文学中早有诸多的傻子形象。例如八十年代初韩少功轰动一时的小说《爸爸爸》，其主角丙崽也是一个能够穿透时空、预知未来的傻子。按照庄子的说法，正是因为傻，才能够突破陈规、不守旧俗，面对暴政和苛法而游刃有余。“傻”的这种定义，赋予了傻子本人一层天生的保护色，对傻子的宽容也成了一种不容侵犯的习俗。
   阿来曾经说过，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本瑞典小说《侏儒》。《侏儒》是瑞典作家巴•拉格维斯所写的一本只有十万字的篇幅短小的作品。然而，好书不在厚，就是这部作品让作家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并荣获一九五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书中的侏儒是一个宫廷弄臣，耳闻目睹了宫廷的藏污纳诟、龙争虎斗，后来被主子终身囚禁。侏儒具有双重身份，他代表着芸芸众生，是人性的化身；同时，他又是作者的代言人。这样，侏儒同时发出两种声音：一种是普通人的情感、欲望和偏见，另一种则是具有深刻哲理的议论。这名侏儒兼傻瓜，与捷克作家哈谢克笔下的好兵帅克一样，既逗人哈哈大笑，更引人痛苦地深思。

   作家莫言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即使在文革那种万民噤口、万人谨行的时期，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庙堂，还是有人可以口无遮拦、行无拘谨，这些人是傻子、光棍或者装疯卖傻扮光棍。譬如文革初期，人们见面打招呼时不是像过去那样问答，“吃了吗？——吃了。”而是将一些口号断成两截，问者喊上半截，答者喊下半截。譬如问者喊：“毛主席——”答者就要喊：“万岁！”一个革命的女红卫兵遇到村里的傻子，大声喊叫：“毛主席——”傻子恼怒地回答：“操你妈！”女红卫兵揪住傻子不放，村子里的革委会主任说：“他是个傻子！”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也是以这种方式在残酷的斯大林时代生存了下来。他继承了俄罗斯固有的“颠僧”传统。既然是颠僧，再残暴的统治者也不会跟他计较。这样，肖斯塔科维奇得以在“思想的煤气室”里，疯狂地寻找走出迷宫的门户。一位朋友听了《第五交响曲》后，曾经对我说：“这不是音乐，这是高电压的神经电流。”而我每当在深夜里倾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时，就仿佛看到一个瘦高的傻子，自由地漫步在莫斯科街头的废墟之中。他早已经预见到了此后将要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