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角落
   
   2000年3月29日凌晨，河南焦作市“天堂”俱乐部发生火灾。老板为躲避警察的搜查，平时都将大门反锁。火灾发生之后，里面观看淫秽录像的近百人无法逃生，最后74人被活活烧死。
   遇难者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农村来的民工。这些民工一般从事建筑行业，干沉重的体力活。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度恶劣，据《南方周末》的记者报道说，附近工地上的民工们，许多甚至没有床，就在刚刚搭起骨架的毛坯房里打地铺。对于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的青年来说，物质上的困乏是可以忍耐的，因为打工挣的钱远远多于在家乡从事农业的收入，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攒钱回家娶媳妇；然而，精神上的困乏却更让他们痛苦，没有书、没有电视，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方式。“天一黑就要停工，一点都不想往这地上躺，躺下了也睡不着，闷啊。”一个叫宋明华的小伙子说。于是，他们只好逛街、看录像。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种角落遍布中国每一个城市。城市居民对民工基本抱着厌恶的态度，他们认为民工的涌入使得城市变肮脏了、变危险了。在北京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甚至义愤填膺地说：“让他们滚回农村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城市和农村的分割，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殊不知，这恰恰与现代人权观念背道而驰：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有权利选择生活在自己国度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三条庄严宣布：“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到城市来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这是民工的基本权利。更何况他们从事的大都是最低贱、最肮脏、也是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每年春节当民工们返回家乡的时候，许多大城市里垃圾遍地、下水道堵塞而无人清理，就连街头擦皮鞋的摊子也没有了。这时，城里人才开始感觉到生活的不舒适，才感到自己的生活与那些穿着破烂的民工之间有着某种割不断的联系。

   1949年以来，对农民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政治上的极端歧视、文化上的全面排斥，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不发生焦作的这次恶性火灾事故，又有谁会去关注民工的生活呢？正如记者的追问：“他们业余时间都干什么？他们有没有电视？能不能看上电影？他们有没有可读的书报杂志？有没有哪个部门或者组织去关心过问这些问题？”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也要求幸福、自由和尊严，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官员们忘记了他们，这是当然的；知识分子们也忘记了他们，却不能原谅——这种遗忘也就意味着对良知的背叛。
   2000年5月，北京大学一名一年级的女生被歹徒杀害。此事激起了北大学子的公愤，数千人聚集起来，要求校方允许在校园内举行悼念活动。刚开始，校方害怕因此导发新的学生运动，坚持低调处理，但在学生的压力下，最后被迫同意了举办追悼会等要求。学生们的要求当然是正当的，但是在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正义凛然”的姿态，却让我觉得十分虚伪——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大地上，每天都有无数最底层的农民被折磨、被迫害、被监禁、被掠夺乃至死亡，就像焦作事件一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地发生着。然而，我们伟大的北大学子们，有几个人会去关注他们的命运呢？难道只有天之骄子的北大学生才算是人，才值得去纪念，而那些无名的底层民众就应当被遗忘？我厌恶这一自命不凡的混蛋逻辑，我厌恶这一根深蒂固的等级秩序。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息息相关，无论是天之骄子还是与他们同龄的在城里打工的民工和依然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地球”的农民。遗忘他们的命运，也就是遗忘我们自己的命运；只关心我们自己的命运，最后我们会发现自己获得的是一个空壳。只有少数人享有尊严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让我们把目光对准那些曾经被遗忘的角落，也对准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