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不可怜
   
   
   自古以来，无论英雄还是奸恶，都有“末路”的遭遇。寿昆之《都门消夏琐记》有“末路可怜”一则，记载并评论了历代帝王将相们的末路。

   李斯临刑，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陆机被收，叹曰：“华亭鹤唳，可复闻乎？”秦二世当阎乐进弑时，求为王不许，为侯不许，与妻子为黔首亦不许。宋顺帝禅位，萧道成曰：“愿后身世世不生帝王家。”隋杨广居江都，知天下已乱，幅巾杖履，遍历台阁，汲汲顾影，唯恐不足。醉后又引镜自照曰：“好头颅谁当斫之？”寿昆评论说：“是数人者，当年富贵权势，何堪回首？唯杨广尚自硬着头皮，强为达语曰：‘贵贱哭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实则天道好还之定例，不容不尔也。可怜。”
   寿昆说以上人物末路可怜，我却不以为然。李斯当政固然有政绩，但政绩是堆积在白骨和鲜血之上的。老百姓在他的苛政下死了多少，今天已经难于统计，但从李斯害死他的同学韩非的手段就能看出他是怎样地残忍。他想全身而退，悠哉由哉地去享受晚年，又怎么可能呢？他的手上沾满了别人的鲜血，而鲜血只能用鲜血才能洗干净。牵着狗去追踪兔子，岂是犯下滔天罪行的家伙所能拥有的乐趣？而秦二世死在他所信任的赵高的手上，也算死得其所了。当年他杀所有想杀的人的时候，同样不给别人一个机会。现在轮到他自己也没有任何机会了，他会好受吗？杨广死期将至时的反应，是史家讨论的一个焦点。他是一个精神错乱者吗？这个解释无疑是最简单的一个了。它把人们无法理解的问题推到模凌两可的地方，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回答。我比较欣赏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解释：“隋炀帝虽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们能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深。他最后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种主意，也可见得他始终没有透彻地了解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传说他曾顾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颅谁当斫之？是否真实可靠，殊成疑问。但是其无可奈何的语气，已与他悲剧性的结局符合。”这种说法比起寿昆之“天道”论更让人信服。暴君们是一群被权力所异化的小人，他们为所欲为，最后玩掉了自己的头颅。
   暴君和酷吏的穷途末路一点也不值得可怜。可怜他们还没有可怜一只狗或者一只猫有意义。满清帝国崩溃以后，许多贵族和官僚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他们又没有别的谋生能力，特别是八旗子弟，除了遛鸟、听戏、逛窑子，不会做其他事情，结果迅速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这与俄国革命后贵族们的命运有相似之处，不少白俄逃到中国成为仆役。前清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僚们，不少对巨变毫无准备，怀霜之《装愁庵随笔》有“人生失意”条，描述了几个人物戏剧性的命运。“人生失意，美其名曰英雄落拓，不幸至是。虽舆台奴隶，亦甘之如饴。”在上海发昌机厂，看门的人是前清的一员参将；鸿泰木肆也有一个当年的花翎都司担任跑腿。怀霜还回忆说，他去世了的好朋友、著名小说家吴趼人，一天晚上喝醉了酒，乘人力车回家，车夫蹬车缓慢，吴厉声叱之。车夫回答他说：“我是一个记名总兵，两胯中弹15颗，因此行动缓慢，请先生不要太逼我了。”像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如北京报记者朱氏，曾以秀才为下走。作者感叹说，这些情况是“旧社会中之怪现状”，其实，这是任何社会都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旧制度一旦灭亡，依附于旧制度的废物们也自然随之灭亡。暴君和酷吏的穷途末路，就是老百姓的生路所在。可怜他们，谁又可怜千百年来受苦受难的平民百姓呢？
   蔡云万之《蛰存斋笔记》曾写到满清贵族中的近支贝勒载涛，清朝灭亡前，他花天酒地，因演戏跌伤头部，不敢朝见。满清实行新政，正是残灯复明之象，涛充任海军部总长。任职以来，假公济私，历时半年，贪污了七百万金，搜刮的本领首屈一指。民国成立以后，载涛逃进天津日租界，凭着当年贪污的巨款过上了富豪的生活。孙殿英东陵盗宝案发生以后，小朝廷急需一笔巨款修复乾隆和慈禧的陵墓，而此时小朝廷经费紧张，便想到了载涛，结果载涛一毛不拔，说自己生活难以支撑，无款可挪。废帝溥仪无法惩办他，乃大唾其面而痛骂之，涛则默然甘受。穷途末路的小朝廷与富可敌国的前贪官之间的冲突，简直就像一出喜剧。蔡氏叹息说：“敛款如彼其多，用款如此其啬，满人竟生此种贪鄙陋劣之徒，其亡国也宜哉。”无论依旧挥金如土者，还是贫困潦倒者，都已然走到了他们的末路。我们应该可怜溥仪吗，堂堂皇帝居然向原来的臣下乞讨？转念一想，他比起秦二世和隋炀帝来，已经够幸运的了。这个罪孽深重的末代皇帝本该为他的罪孽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为压迫者的末路而叫好，他们的黑夜，就是百姓的黎明。如果可怜他们的末路，只能说明我们的愚昧。穷途末路不是所有的统治者的必然结局，但我希望最大多数的统治者拥有这样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