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的反思
   
   有清一代，文网严密，考据学大盛，而对考据学的反思甚少。冯君木之《夫须阁随笔》有一则“考据学”，短短数百字，探究了考据学兴盛的原因及危害，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綮。在国学又如日中天的今天，重读此文，或许能够带来某些新的启示。
   冯氏认为：“满清儒生学问，崇尚考据，名公巨卿，多从此中出，相与提倡，至同、光之际，未尽衰也。”这里，他揭示出一个秘密：考据学貌似纯粹的学问，实际上跟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八股文是儒生的敲门砖，考据学与八股文没有本质的差别，所谓“名公巨卿，多从此出”，说明学问也可以换官做，或者官把学问当作摆设，两者有一拍即合的倾向。鲁迅在讨论清学的兴盛时说，用三百年的奴隶命运来换取这种学术成就，到底值不值的？然而，历史往往峰回路转，二十世纪的90年代，学者们又开始重温当年的旧梦，把“国学”捧上了天，仿佛它是一剂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而且还能输出去拯救世界受苦的大众。这样的见识，比起世纪之初的冯君木来，简直就成了三岁小孩的想法，幼稚无比。
   冯氏举了张之洞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张之洞被认为是晚清最有学问的高级官僚之一。其《书目问答》是学者们入门的必读书。而冯氏则认为：“张文襄张皇经学，亦沿考据旧习，所谓宏奖风流者，其初不过如此。观《酉轩语》及《书目问答》二书可知矣。且《酉轩语》直钞江藩《经解入门》一书者至十分之八九，而文襄自叙云称心而谈，一无剿袭，事至可怪。”其实，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经学这个领域里，抄袭早就司空见惯。清代的汉学，本来就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在统治者的高压之下被迫作出的无奈的选择。不是出于自觉，必然导致“求真”精神的失落。学问本身并不能让学者本人获得精神的自足，这样，发生抄袭的现象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学问与价值判断脱节，学问不足以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清学大师之中，人品不足道者比比皆是。学术的基本原则也被放弃了，为了迅速向权力靠拢，以抄袭的方式为捷径，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试想，纲常教义自中世纪分裂局面以后，不是重复成为我国的正统思想么？社会进步了，文化也逐渐开展，一般居仁由义、吟诗作赋的有识之士，不是日益熏心于利禄，而不复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安危死活为念么？统治者是异族，他们就忠于异族，统治者是同族，他们就做同族的官。”本来是外在于科举制度之外的学术，偏偏成为科举制度的补充。“在野”的学者，摇身一变，很快就成为皇帝的顾问，甚至比走科举之路还要快。难怪冯氏感叹说：“岂江书为近人伪为者耶？”天下文章一大抄，天下学问也是一大抄。因为文章和学问的背后都没有可以支持终极性的精神资源。皇帝一旦送上秋波，很少有学者能冷眼相对的。
   清代的“博学鸿词科”网罗了大批的学者，徐珂的《松阴暇笔》有“康乾博学鸿词科”条，详细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康熙、乾隆两开博学鸿词科。而乾隆朝有赐同博学鸿儒科，比于赐同进士出身者，《校经 文稿》书已未词科荐举目后云：全谢山吉士《公车微士录》予曾于山舟侍讲处仅抄有一册，只中选五十人，有赐同博学鸿词科高士奇、励杜讷在南书房赋诗一首。”徐珂还引李集所撰《鹤徵录》所记：“康熙已未、乾隆丙辰两科召试博学鸿词之事，前录八卷，百八十六人。后录十二卷，二百六十七人。祥记履贯著述，并采笔记、诗话附之。”身份不独立，学问又怎能独立呢？成为“官”的一员以后，学问就很难再保存自身的独立了，学问不得不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
   冯君木最后写道：“然文襄晚年亦知旧学之误人，有诗曰：伯厚多闻郑校雠，金兴元灭两无忧。文儒冗散姑消日，误尽才人到白头。”张之洞自己最后也觉悟了，而世纪末的学者们又昏昏然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