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生何处
   
    近年来，关于地域文化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衡量一个地方文化气氛的厚薄，有很多指标。在清代，因为科举制度是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核心，所以人们常常将科举考试中的参与人数和中举人数作为最重要的标准，来判断某一地域文化水准的高低。尽管这一看法有极大的片面性，但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视角。其中，状元人数的多少最具象征意义，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状元足以让他的家乡父老骄傲，让一个县、一个府、甚至一个省骄傲。陈夔龙之《梦蕉亭杂记》有“清代科举状元分布情况”一则，记载并分析了清代状元的地域分布，有着不同寻常的文化史价值。陈夔龙本人为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漕运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是正途出身，了解科举内情，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由科举入仕，青云直上，权高位重，当然不可能对科举本身进行反思，他的立场是捍卫科举制度，因此行文之中溢美之词比比皆是，这是他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
    一开始，陈夔龙简要地概说了清代近三百年科举的总体情况，高屋建瓴，让人一目了然。“国家龙兴辽沈，定鼎燕京，援照明制，特开科举，以系人心而光国典。顺治丙戌会试，为开国第一科，选山东聊城傅君以渐为状元。由丙戌截至光绪甲辰废科举之日止，计共得会试一百十三科(乡试同)，状元共一百十三人。”清代是历史上状元最多的朝代之一，清代的科举体制经唐宋元明之酝酿、发展、完善，已然羽翼丰满，各级程序都已成定格。另一方面，科举的负面作用也淋漓尽致地爆发出来，严重地制约了中国文化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清代的一百一十三个状元之中，留“名”者寥寥无几。我这里所说的“名”，指的是在政治上、文化上以及其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打一个比方，今天高考的状元或者托福的状元，并不意味着就是天才人物，高考和托福的作文不可能是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的美文。所以，状元本身水平如何，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所关注的是：状元身上具备的象征意义。状元已经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符号，这个符号蕴含了无穷的文化信息。对这些文化信息的解读，比考证状元本人的籍贯、履历等等有意义得多。一旦成为状元，就是“天子门生”，就具有了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的资本。而哪个地方所产生的状元多，哪个地方的人民就有文化上的优越感。
    陈夔龙详细地记录了清代状元的地域分布。凤凰生何处，背后有着深层的原因。按照笔记所提供的资料，出状元的省份按照人数的多少可以列表如下：

   
   名次 省份 人数
    1 江苏 50
    2 浙江 20
    3 安徽 9
    4 山东 6
    5 广西 4
    6 直隶 3
    6 江西 3
    6 福建 3
    6 湖北 3
    6 广东 3
   11 湖南 2
   11 贵州 2
   13 四川 1
   13 内蒙古 1
   13 奉天 1
   13 河南 1
   13 陕西 1
   18 山西 0
   18 云南 0
   18 甘肃 0
   18 东三省 0
   
    由此表格可以看出来，清代的文化和经济重心在东南各省。江苏一个省所出的状元数量就占全国总数的将近一半，而浙江也名列第二，人数远远超过居第三的安徽。中国文化经济重心的南移，从魏晋时代就已然开始，到了南宋基本完成。南宋时的杭州领全国风骚之先，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都市。而到了明代中后叶，江南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极高的阶段。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化的发达，江南文风之盛甲于全国。在清代，江南经济继续发展，淮扬商人富甲天下，江苏是全国经济和文化的重中之重。所以，陈夔龙评价说：“江苏一省几得半数。苏州一府计二十三人，几得一半之半。苏浙文风相埒，横以浙江一省之数，尚不及苏州一府。其他各省或不及十人，或五六人，或一二人，而若奉，若晋，若甘，若滇，文气否塞，竟不克破开荒而光巨典，岂真秀野之悬殊哉。”这一判断当然有些武断，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江南的文化已经远远在内地各省之上，这是不争的事实。
   陈夔龙分析江南文风之盛，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自然原因。所谓“人杰”的诞生先得有“地灵”，山水对文风的促进，无法估量。江南美丽的山水，滋润了无数文人的心灵。正如陈氏所说：“其间山水之钟毓，与夫历代师儒之传述，家弦户诵，风气开先；拔帜匪难，夺标自易，此一因也。”而更加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重视文化的传统。江南人士从古以来就崇文轻武，把科举成功当作人生的最高成就。“冠盖京师，凡登揆席而跻九列者，半属江南人士。父兄之衣钵，乡里之标榜，事半而功必倍，实未至而名先归。半生温饱，尽是王曾；年少屐裙，转羞梁灏。不识大魁为天下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此又一因也。”陈氏的这一评论对江南的“地方主义”传统不无微词，而正是这种“地方主义”大大地促进了江南民间对文化和教育的重视。“天下”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天下”是不可信赖的，而只有“家”才是实实在在的，“家”最多扩大到“乡”。
   相对于江南而言，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远远滞后。整个中西部地区，中状元的人数不到全国的百分之十。以西南地区文化最发达的四川而言，它是一个人口大省，整个清代却仅仅只有一人中状元。这种现象，既有历史原因，也有自然原因，但进入晚清以后，东西部的差距大大地拉大了。中状元的人数只是巨大差距的标志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与该地区的文化状况相吻合。例如，东三省在整个清代就是化外之地。要诞生凤凰，需要的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这种森林，也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共同发展所形成的合力。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高低，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改变，它是由长期的传统形成的。直到今天，差距依然存在，江浙和北京依然是中国的文化重心所在。
   在广东，科举已经与赌博紧密联系起来，这也是前代没有过的现象。刘体仁之《异辞录》有一则“广东赌局以科举名次定输赢”，那时广东人将科举发榜的情况作为赌博的重要内容，几乎相当于今天香港的赌马。“闱姓者，广东赌局之最大者也，头家为富商大贾主其事。开科之年，设局卖票，令人入钱，豫拟榜中每姓几人，以千万为一决，俟揭晓，按中否，以定输赢。其始仅行之童子试，继之以乡试，后渐行之会试。”可见，赌博是一步一步扩大的，由低到高，由少到多。因为赌博有巨大的利益，所以另一种作弊出现了：“其大力者至为所拟之姓，广通关节，以翼必胜。于是姓愈僻者，愈奇货可居。房官及提调监试各官，皆阴行贿赂，转相贩鬻。督抚收其税以为利，名曰罚款，故行者益纵。士之应试者多托贽商贾，自称门生，大为风俗所累。”封建时代最神圣的科举与最低俗的赌博居然结合成一体，也是晚清的一大奇观。
    科举制度尽管弊端重重，但它是否能正常实施，则是帝国体制能否有效运转的一大标志。清中期以降，科举制度遭到巨大的破坏，它不再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正如陈夔龙所说：“通计圣清一代，自博学鸿词科、特保经济科出，而翰林却步。自援例纳粟、军功、保举兴，而正途减色。至广方言馆、宪政编查馆、督办政务处立，而科举遂废，刻苦不复行。状头之名，从此中绝。一朝之国运，亦从此告终焉。重检馆选录，为之太息不置也。”然而，叹息是叹息，历史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晚清帝国之运转不灵，与科举丧失吸引力有一定的关系。就连拥护科举的陈夔龙也承认：“至由状元登揆席，所谓状元宰相者，有清一代，仅得十四人。”晚清大部分名臣都不是正途出身，如左宗堂、李鸿章等，均属此例。状元已非凤凰，而凤凰也非状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