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革其命
   
    “革命”一词，尽管在中国远古时代就有了，如“汤武革命”，但具有现代内涵的“革命”则是近代从日本词汇中翻译而来。晚清以来，革命成为激动人心的潮流，凡热血青年无不积极参与。近来有学者“反思”辛亥革命，说这是一次不成熟的革命，中国社会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过早的革命使中国传统崩解、权威丧失，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动荡仍然无法走上正轨。这种说法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革命不是革命者们强迫“革”的，而是专制统治者们自己把自己推上了绝路。我在感叹那些所谓“学者”的无知的同时，翻开了晚清的笔记，发现刘体仁之《异辞录》中有“清末王公自革其命”一则，是对学者们精彩言论的有力回应。
    刘体仁对晚清社会的腐败和统治阶级的愚昧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腐败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愚昧加上固执才是致命的弱点。刘体仁的见解把握住了晚清社会的病根，他说：“清末王公当道者，唯庆邸用人但知财货，犹不脱本来面目，亦不至大为宗室殃咎；振贝子于唐蔚之，仅以为作官引导，学之唯肖，旋即弃去不用，犹传其父衣钵。”在他看来，像庆亲王这样明目张胆的贪酷的王公，对政权的破坏性并不大。他只是为贪污而贪污。而破坏性最大的那一类官员却是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坏的一群人，自己本来对国家大事一无所知，却不懂装懂，固执己见，事事插手，要在政坛上显示自己的身手，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他们的“好心”却办了坏事，做的是挖墙角的工作。他们反对所有的改革措施，拼命地维护旧有的制度，他们有一整套理论体系在背后支撑着。而像庆亲王之流的家伙，把贪污当作世界上唯一的快乐，至于谁是改革派，谁是保守派，他是不放在心上的，谁给他钱谁就是他的朋友，谁给他钱他就帮谁办事。所以，他还不成其为社会进步的最主要的障碍。
   刘体仁指出：“洵、涛两贝勒、泽公，则非徒为利，而又自逞其才，故学生一派乘之而起。若辈接近邸第，把持部务，若似乎在王公及部员之间生出一重障碍也者。至部则曰：‘王爷、公爷之意也。’在邸则曰：‘部员非此不可。’因而上下其手，甚至潜施毒计以覆其宗。”刘体仁道人所未言，一双火眼金睛让人叹服。人们说到晚清，一般的印象就是腐败不堪，而对刘体仁所强调的这类披着隐身衣的破坏者却视而不见。“潜施毒计以覆其宗”，当然不是他们主观上想达到的目的，但客观上的效果确实如此。他们挖自己的墙角，比革命党人的正面打击还要利害。他们把破坏当作建设，而且干得热火朝天。正可谓：“自作孽，不可活。”这帮新进之士，自以为真理在握，搬弄是非，逞口舌之巧，而没有办实事的能力。

   在晚清政坛上，除了“学生派”以外，言官派也起了很坏的作用。瞿兑之的《杶庐所闻录》载，洋务派的重要人物郭嵩焘出使回国，提倡新学，颇受此类乡曲无知、却作出一副大义凛然状的家伙的攻击。郭嵩焘在《与曾国荃书》中将此类人物的嘴脸作了生动的描绘：“自宋以来，乱天下者言官也。废言官而后，可与言治。……其以谏为名，犹曰：‘所匡正者君德也’；为之名曰通言路，所通者主德之蔽也，民情之隐也。岂若自宋以来，纵言官之嚣，贿赂恩怨，唯其所陈。既有罪矣，犹群相与力护之。以是为通言路。人心之蔽，岂有穷哉？……末流之世，无知道之君子正其议而息其辩，覆辙相寻，终以不悟。西夷之专求实用，由中国虚文无实相推相激以赞成之，亦岂非天道然哉？”他们标榜“正义”，实际上是在追求赤裸裸的利益。
    满清的灭亡，是怪不得革命者的。它连自身的更新都不能容忍，将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从自身中排斥出去，大大的加速了自己的崩溃。刘体仁说得好：“革命之事，仍诸王公自革其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