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之下焉有勇夫
   
    有一位哲人说过，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只要看两个地方就可以了，一是监狱，二是厕所。中国素来自称儒教治国，以仁义为本，可是中国的监狱却黑幕重重，中国的官吏却酷吏成群。封建时代中国的法律一言以蔽之：重刑之下焉有勇夫。政治愈腐败，法律愈严酷。晚清政局动荡不宁，官吏与暴民的暴戾之气互相激荡，蔚为大观。
   周洵之《蜀海丛谈》记载了一大批在四川为官的酷吏。我是一名蜀人，读到这样的文字，不禁惊心动魄。周询在描写这些官吏的时候，是以一种完全赞赏的态度和宣传普及的目的来写的，即使写到那些最残暴的地方，他也抱着赏玩的姿态，津津乐道，仿佛是人生一大乐事。这是一种扭曲的心态。这种心态是衰微的文化和黑暗的政治的产物。
   周洵认为，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四川的州官中，能够称得上“健吏”的，大家都首推城固田子实刺史。田子实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在四川当官长达二十多年，升任泸州直隶州知州。四川土匪成群，杀人越货者，称为蝈匪。这个名称载入大清律例中，而且有专门惩治蝈匪的条款。当时，一旦命案定供以后，照例由总督专案奏报，汇总等待秋后，听候勾缓。盗案则是本地官员审理完毕以后，总督让邻近州县的官员再一同会审，没有错误即予斩决。而州、县中多有并不禀报，自己处决犯人的，长官也重在除暴，往往知而不问，谓之曰“黑办”。

   田子实以“黑办”为荣，是四川地方官中的“黑办大师”。他对犯人实施了大量的酷刑，有的是他沿用历史上已经有的酷刑，有的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他将中国的酷刑文化推广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笔记里他所使用的酷刑有：用高木笼，上面嵌着木板，凿一个圆孔，把犯人的颈安放其中，让犯人的足悬在空中，并且断了他的饮食。有的人坚持到一两天才毙命，有的人数小时就毙命了，这叫“吊笼”。又有把犯人绑在长凳上，以谷皮纸或豆油皮蒙其面部各窍，再蒙以烟叶，喷以大曲酒，如此两三层，不到片刻立即毙命，这叫“打加官”。盗匪最怕“黑办”，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处死，场面颇为壮观，自己还有一点荣耀感，而黑办却隐而不名，而且死得极惨，所以黑办又被叫做“软办”。
    有一年巴县盗匪成风，总督调田子实去巴县治理。田子实从纂江任上启程的时候，调阅监狱的文书档案，对身边的办事人员说：“纂江的铁钉我们府里还有吗？”差役回答说：“还有。”当时监狱里还有抢劫犯13人，情节都比较严重。田子实立即提审这13人，命令端出炭火熊熊的火盆放在堂下，拿出几十枚铁钉，都是长五六寸的，煅之通红。放置木板13具，将犯人的手脚用铁钉钉在木板上。因为人的肉比较韧，不容易钉，所以他想出这样的办法来，烧红的铁钉一锤而肉板皆通过矣。这叫“活门神”。钉法还有不同，双手下垂的，叫“文门神”；两手一上一下的，叫“武门神”；手脚钉成一排的，叫“坐门神”。钉完以后，田子实命令抬到城门去示众，有的犯人呼号好几天才毙命。盗匪看到同党的下场，心胆俱裂，逃到远方去作案，于是田子实的治下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原来，我以为中国人缺乏幽默的能力，看到这里我才发现中国人不仅有幽默，而且有大大的幽默。如此酷刑，他们能够改出生动形象的名字来，这不是“幽默”又是什么呢？这些酷刑的名字无一不贴切，而且将施加者赏玩的心态蕴含在其中，好像是一出出戏剧的名字。而田子实则是心满意得的观众，看犯人受酷刑，大概比看戏还要精彩。中国人的想象力在这里达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张扬。文明以最不文明的方式登堂入室，开出一朵灿烂的罂粟花。
    田子实还有一绝。监狱里犯人爆满之时，他用大木桶将犯人赤身露体地放入其中，周围填塞生石灰，命令差役用十几桶水来灌进去，石灰鼎沸，不数刻，犯人已经滥如糜，唯有头在石灰外，两只眼睛还闪闪发光。读至此处，我夜不能寐。笔记的作者描绘这些酷刑的时候，毫无指责的意味，对田子实的所谓“政绩”大加赞赏，言下之意希望地方官员们都向田子实的成功学习。一般的士大夫还认为酷吏有伤天道，会断子绝孙，而周洵却拼命替田子实辩护：“后公之两孙，同科乡举，复又同科捷南宫，人又疑酷吏之有后。果报本近于迷信，即以果报论，就治盗方面言之，公之手段，诚不免过辣；然就安良方面言之，盗靖而获保全者，又奚少于千万家。公虽以一身尸酷吏名，其造福于闾阎者，又岂小耶？”如此描述，田子实成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然而，我们只要追问一句：究竟盗匪是从何而来的？通过这一追问，我们便发现了田子实之流的残暴本质。难道有天生的盗匪吗？如果不是生活不下去了，他们会选择当盗匪吗？饿肚子的良民就是产生盗贼的温床。即使大清帝国有千万个像田子实一样的酷吏，用最残酷的办法来进行惩治，治理盗匪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而且，田子实一方面在消灭盗匪，另一方面也在加速盗匪的产生。老百姓或者在沉默中爆发，或者在沉默中灭亡。田子实保护了谁呢？他保护的不过是几个地主、几个士绅而已。
    一到末世，盗匪成群，而酷吏也应运而生。以杀止杀，只能带来更大的杀戮。杀戮的普遍化，是文明崩溃的前兆。所谓“文治”不过是一张遮羞布而已。周洵还写了其他两个酷吏：有一个姓殷的县令，治理盗贼也非常残酷。他树立一根木头作桅杆系横木于杆半，一头以绳子牵着，让它可以上下动，就好像抽水的机械。他用铁钩钩盗贼的脊骨，吊于横杆的一头，引绳拉起，悬在半空之中。盗贼呼号四五天才死去，人们因此将县令叫做“殷抓抓”，形容他就像老鹰抓东西一样。又有太守蒋德峻，河南人，光绪年间担任龙州知府，当时龙州盗贼很猖獗。蒋抓到一个大土匪，不将他斩首，而在堂下放一个怪石，重约两百斤，审讯完毕，立即将土匪拉下仰卧于地，命令两个差役搬起石头掷其小腿骨，声音巨大，双腿立即断裂。蒋命令差役抓起犯人的两腿，左右旋转，验证犯人的两腿是不是真的断了。这样被击打的犯人，一百个里没有一个能活命的。蒋在龙安数年，所击杀的不下百余人也。杀人已经成为酷吏们本体上的一种快乐。因为除了杀人以外，他们干不了别的任何事情。晚清的官吏最后就只剩下两种——一种是贪官，一种是酷吏。
   司法的黑暗是一个国家政治黑暗的显著标志。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是有“律”而无“法”。“律”是惩治人的条文，是捆绑人的绳子；而“法”则是一条正道，指导人怎样快快乐乐地在上面走。统治者一向把惩治人当作最重要的任务来抓，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敌人。地方上是如此，就是京师也没有一点光明。飘瓦之《京师闻见录》载，京师刑部犯人生不如死，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中国监狱之惨，莫京师刑部者。”中央与地方，上上下下，都是一个鼻孔出气。酷刑之下，谁敢自称是勇敢者呢？
   在正史中，我们听不到小民的呻吟，而在笔记的缝隙里，我们看到了斑斑的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