鸵鸟政策
   
    鸵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当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往往将头深深地埋在沙堆之中，然后将臀部高高地跷起来。这样，它就能使自己相信：危险已经排除了，我已经处于安全状态之中。然而，就在它洋洋得意的时候，追击它的猛兽对它进行了致命的攻击。死亡的阴影从臀部开始，而不是从头部开始。人类似乎不会如此愚昧，以人类所具有的智慧来看，人类应当能够直面现实，无论现实如何糟糕。可悲的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跟鸵鸟一模一样愚不可及，他们自欺欺人，在一个虚拟的完美的世界里将自我麻醉。越是处于困境之中，他们自我麻醉的程度越高。晚清以降，高官显贵们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一群鸵鸟的角色，他们处理国家大事和生活琐事统统实行的是鸵鸟政策。
    刘体仁之《异辞录》文笔洗炼，多记趣闻逸事，可读性极强。而“守旧相国掩耳盗铃”一则，写徐桐在义和团运动前后的言行，俨然是一只大鸵鸟。徐桐既愚昧又顽固，自我感觉极其良好，拒绝接受任何新兴事物，实际上是愚不可及，却自以为是聪明绝顶。徐桐是继李鸿藻之后的守旧党首领，平生最恶外人。不巧的是，他家居东交民巷之中，离各国使馆很近，早晚经过街道，洋人触目皆是。于是，徐桐每出门入市，辄闭其目曰：“山鬼伎俩有限，老僧不见不闻。”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定然是一派义正词严的派头，似乎具有浩然于天地之间的君子之气。排外就是爱国，崇洋就是卖国，这是一种从晚清以来就形成了的牢固的、颠扑不破观念。这一观念的危害使中国的开放延迟了一个世纪。
    义和团运动兴起，徐桐是朝廷重臣之中最积极、最完全的支持者之一。后来，列强的军队入城，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列强的军队在各个重要的街口进行严格的稽查，徐桐身为职权相当于相国的大学士，自己的行动也丧失了自由。到拳匪纵火焚烧崇文门大街药店，喧哗着进入东城根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御河桥三处，守卫的洋兵开枪射击，交通阻隔，一片混乱。徐桐前门被堵塞，乃打开后门从西边绕正阳门逃走。京师百姓嘲笑说：“山鬼小施术，老僧由窦遁矣。”其后八国联军入京，其子承煜劝其自尽而死。刘体仁嘲笑徐桐说：“此老终身谈道学，不意齐家一节未之能行。”其实，这正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徐桐幸亏在清廷与列强议和之前病死，不然他逃脱不了被朝廷处死的命运。但他死后仍然受到严惩。徐桐之子承煜与毓贤、启秀同日被处斩，徐桐也被追夺原官。道学家落到如此之下场，恐怕也是千古未有的情形。鸵鸟政策在王朝鼎盛时期，也许能够敷衍过去，但到了王朝末期，则是一种致命的病毒——它从知识分子和官僚那里传播到平民百姓那里，使整个民族产生了牢固的思维惰性，在一个鬼打墙的怪圈里不停地转悠。徐桐的思路很有“中国特色”，他首先将洋人定义为“鬼”，既然他们是“鬼”，就不必跟他们计较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鬼的言行，人何必跟鬼一般见识呢？他把自己看作道士，道士是捉鬼的，不仅要捉外国的鬼，还要捉国内的鬼，所谓国内的鬼，指的就是维新派人士。徐桐最厌恶的人就是康有为。刘成禺之《世载堂杂记》有“徐道人与康圣人”一则，集中批驳徐桐的愚昧和保守。徐桐企图在科举场上压制康有为，没有想到反而弄巧成拙，康有为如漏网之鱼，自他所主考的考场上脱颖而出。
    最“爱国”的徐桐死后被他忠心耿耿服务的帝国指斥为最卖国的奸臣。鸵鸟的安全只是一时的，一时的“安全”所换来的只能是更加悲惨的结局。从某一时刻来看，鸵鸟最聪明；但从稍微长远的角度来看，鸵鸟却最愚昧。然而，晚清政坛上，却活动着比鸵鸟还要愚昧的徐桐们。他们这群鸵鸟掌握着国家命运，国家命运将如何发展，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