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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的子孙们
大禹的子孙们
中华文明是“水”的文明，治水从古到今就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不管怎样腐败的朝代，都不会忘记治水。黄河既是中国人的母亲，又是中国人的敌人。中国的整个政治架构都与治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讲求水利的中国人，早早地建立起一整套的官僚体制，其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文明古国。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片断的分析。本世纪以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也极为强调这种理论，认为灌溉对东方、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要讲求水利，便要求有一大批具有特殊才能的技术人才，于是产生了专制国家，产生了有学问的治水工程师，即官僚。苏联学者瓦尔加、马扎亚尔等人均持这样的观点。
而《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作者、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魏特夫有更加深入的论述，他写道：“黄河与扬子江……自古即促成河道工程官僚政治……支配中国的自然力，是大河巨川，所以，随着农业的发达，河道工程官吏的势力不能不增加起来。名声啧啧的禹，其最大功绩，即在于调制河流，整顿山川。”当然，这些学者的观点有所偏颇，过分地夸大了水患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但是，他们也说出了一个真理：中华文明是在水边成长起来的、而且在水边发展成熟。“治水”在中国既是形而下意义的、操作意义上的工程技术科学，也是形而上意义的、高度抽象的统治术。中国的统治者喜欢用“治水”来比喻对国家的治理。从《老子》到《贞观治要》，关于这一类的表达举不胜举。
明清两代，将治水的成败提高到统治者自身生存的命脉上来。明武宗正德年间，设总督河道御史，后又加提督军务衔。清代设江南河道总督一人，驻清江浦；山东、河南河道总督一人，驻济宁。前者简称为南河，后者简称为东河。另有直隶河道总督，简称北河，由直隶总督兼任。河道总督掌治河渠，疏浚堤防，相当于封疆大吏，简称河督、河台。然而，恰恰是在清代，河督代表了贪污腐败的顶峰，在清末裁撤这个职位时，连皇帝也对河督们的行径惊叹不已。关于河督豪奢的生活，在笔记中有大量的记载，最生动的是张海沤所著《曼陀罗轩闲话》中“某河督”一则。
该笔记记载，清代河督穷奢极欲，声色犬马，珠玉玩好，搜之民间，求之异域，动辄数十万金。河督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因为我担负着治理大河的神圣使命，而治水需要花费巨额的资金，在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贪污便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笔记中最触目惊心的不是贪污数量的巨大，而是河督可怕的饮食嗜好。“其求所以遂口腹之欲者，亦无所不至。而惨刻酷毒，尤无人理者，百出其计以遂一餐饱，真野蛮之极度。”
有一次，一位钦差前来视察河督的工作，河督挖空心思想讨好钦差，在饮食上做的文章远远超过了他在治水上所花的功夫。他向钦差摆开大宴，宴席之丰盛自然是不必说的了。席间，下人用大金炉生火，置案头，等火烧旺了，便搬进几个小笼子，笼子中装着小猴子。差役们把猴子的头拉出笼口。仔细一看，原来猴子全身的毛已经剃得干干净净。猴子的眼睛灼灼地转着，打量席上的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悲惨的命运即将来临。于是，把笼子放在炭火之上，每个客人的面前放上一套小金盏，里面盛着酱、醋、桂、椒、姜、芥之类的调料，另外还放着金匙、金羹杯各一个，客人都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也不知道这样活生生的猴子该怎样来吃。这时，猴子被烤在炭火上，辗转叫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万分痛苦。主人看到这种情况，反而非常高兴。猴子越悲惨，主人越高兴，仿佛在观赏一件有趣的事情。大约过了十多分钟，猴子奄奄一息，皮肉都已经被烧焦了。差人于是拿来一个小金槌，将猴子的头顶盖骨敲一个小洞，大约可以把小金匙伸进去。然后客人们用小金匙舀猴子的脑髓分而食之。猴脑的滋味鲜嫩异常，钦差大臣赞不绝口，感叹说，当河督比当钦差大臣还要有意思。河督解释说，猴子死了以后脑子已经不灵，味道也变了，所以必须在猴子活着的时候吃。
河督还有一绝：专食鞭猪。什么叫鞭猪呢？这是一种专门饲养的猪，平时用细米煮熟，浸以鸡鸭汁作饲料，取其肉鲜嫩而且干净。怎么“鞭”呢？把猪放出猪圈，让差人们轮流奔跑着用竹杆鞭打猪，而且必须保持极快的速度，直到将猪活活累死为止。猪狂奔号叫，半日乃得死。据说，鞭打猪能使它的血聚集到腹部，它奔走号叫以后，筋骨皆疲，肉皆离骨，肉味乃愈腴。其他还有种种惨酷的虐吃之法。
张海沤的笔记秉承了佛家的思想，最后给河督安排了一个报应的结局，不知实有其事还是他编造出来的，不过我总觉得有些巧合。河督后来以不法赐死，杀身于菜市口，妻子和儿子皆发配边疆，途中遇强盗，妻子被侮辱，儿子被惨杀。张氏在末尾发了一番议论：“予记此非搀以因果报应说，盖野蛮行为已将天地间发扬生长和气耗残尽绝。万物生天地间，无非一气所鼓铸，所以人多忧则易老，多乐则常泰，盖一则其气郁，一则其气舒也。果报之说，犹为中下人说法耳。欧美人虫蚁尚有保护，动物不许苛待，立之专条，联以会众，何其仁也。”从这个角度进行文化比较，张氏算是第一人。他敢于抛弃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难能而可贵。在世纪之初，民不聊生的中国，人且不能保全，哪有精力去关心动物？而张海沤从揭露“禹的子孙们”的贪污和残暴入手，进而谈到动物保护的问题，堪称本世纪动物保护的第一人。
无独有偶，易宗夔的《新世说》也有一则关于“治河总督之饮食”的记载。鲜美的猪肉的制作方法，与上面的记载大同而小异。这里是把猪关在一间密室里，也是让人持一杆，逐而挞之。到猪累死的时候，立即将它背上的肉割下来。“盖其背受挞，以全力护背，则全体精华，皆萃于背，甘腴无比，余肉腥恶失味也。”这是与上面记载不同的地方。因此，一小盘猪肉，花去了五十头猪。吃猴脑的方法，也是大同而小异。这里是将猴子穿上棉衣，在餐桌中间造一个小洞，如猴脑的大小，让猴子站在中间，脑袋刚好从小洞中露出来。于是用开水灌猴子的头顶，再用铁锤敲开猴子的颅骨，然后大家分而食之。
《新世说》中最为特别的是关于驼峰的吃法。“有食驼峰者，选壮健骆驼，缚于柱，以沸汤浇其背，立死，精华皆在一峰，一席所需，恒三四驼。”看来，这些家伙还懂得点辩证法，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庞大无比的骆驼被这样吃掉，是那些游牧民族的野蛮人所无法想象的，他们是野蛮人，哪里懂得我们伟大的文明呢？可是我心里发毛地想：到底谁更野蛮呢？他们在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食不厌精了，我们能够以此而骄傲吗？易宗夔写道：“他如食一豆腐，制法有数十种之多，且须数月前购集材料，选派工人，统计所需，非数百金不能餐来其一器也。食品既繁，一夕之宴，恒历三昼夜不能毕。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
以上情形，在李孟符之《春冰室野乘》中也有所表现。李氏为晚清著名的学者和维新派人物，与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关系亲密，阅历丰富，对晚清世情有深刻的认识。他同样指出：“方道光中叶，天下无事，物力丰厚，南河岁修经费，每年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一时饮食衣服，车马玩好，莫不斗奇逞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者。”说帝王不及，倒也是实话，道光是个节俭的皇帝，在清代的皇帝中是出了名的。但在那样的体制下，皇帝的节俭不可能影响臣下，皇帝个人的品格远远不能影响一时之风气。道光皇帝的节俭之于整个帝国官僚的奢侈来显得有些荒唐可笑。皇帝的品质再崇高，河督们是不会以为然的。李氏所记猪、猴、骆驼的吃法，均与以上笔记相似，他还介绍了河督们的另一种关于鹅的吃法。“其烹鹅掌之法，用铁笼笼鹅于地，而炽炭其下，旁置酱汁之属。有顷地热，鹅环走不胜痛，辄饮酱汁自救。及其死，则全身脂膏萃于两掌，厚可数寸，而余肉悉不堪食矣。”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怎么会发明这样的吃法呢？谁说我们中华民族缺乏想象力呢？这样的想象力，会让西方人叹为观止的。
从上到下，整个治水体系漏洞百出，“禹的子孙们”没有继承祖先的业绩，而以蛀虫自居，他们对大堤的伤害，比自然的风雨还要可怕。有清一代，花在治水上的资金不计其数，而大堤却一决再决，百姓生死飘忽，流离失所。清代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河督花费巨大，帝国不胜重负，于是把开支转移到百姓身上，结果酿成一次又一次的起义。依靠个人的道德素质来约束河督，简直就是天方夜谈，而满清的皇帝们无一例外地都喜欢拿道德去谴责不争气的臣下们。林则徐贬官后，曾戴罪去帮助治水，成效显著，而且所花费的资金也比原来少得多。但是，这只是一个个案，榜样的力量并不是无穷的。林则徐做了他能做的一切，而河督们依然我行我素。易宗夔在按语中说：“治河总督当铜瓦厢河决以前，有南北二缺，驻山东济宁者事简费绌，远不如南督之繁巨也。南督驻江苏之清江浦，以有岁修费金五六百万金，治河官吏常干没其十之九，骄奢淫佚，遂著称于道光时。即饮食一端，已如上述，几有非帝王所可及者。”李孟符则说：“各厅署自元旦迄除夕，非国忌无日不演剧。每署幕客数十百人，游客或困顿无聊，乞得上官一刺，以投厅汛各署，无不立即延请。有宾主数年曾未一谋面者，幕友终岁无所事事。主人夏馈冰金，冬馈炭金，佳节馈节敬，逾旬月必馈宴席。幕中人为赌博者，得赴帐房支费，皆有常例。防汛紧急时，有一人得赴工次三、五日者，同人争羡，以为至荣。其归也，主人必有酬劳，百金至数百金不等。其久驻工次，与署中有执事之幕客，沾润尤肥，非主人所亲厚者，不能得也。新翰林携朝贵一纸书谒河帅，河帅为之登高一呼，万金可立致。举人拔贡，携京官一纸书，谒库道者，千金可立致也。骄奢淫逸，一至于此。此真有史以来所未闻者，酿成大劫，不亦宜乎!”
僵化的体制，不仅不惩罚贪污腐败，反而成为贪污腐败的保护伞；烂熟的文化，不仅没有净化自身的能力，反而将丑陋的那一面发展到极至。河督们的虐吃，暴露出我们文明的病根所在：这是一种缺乏爱、缺乏怜悯之心的文明，这是一种把残暴当作美、把浪费当作光荣的文明。这种文明已经烂熟了，创造力和想象力没有其他的孔道发挥，只好在“怎样吃”上面做大文章。“禹”向“禹的子孙们”的堕落，是文明堕落的一个标志。治水的官僚带来的危害，甚至超过了水患本身。文明成为一套源源不断地产生白蚁的庞大机制，而“禹的子孙们”正是文明所产生的白蚁中的一类。说河督们没有人性，太抬举他们了；他们连兽性、动物性也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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