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浸枇杷核子与玻璃球
   
    “油浸枇杷核子”和“玻璃球”是清末重臣王文韶的外号。王文韶的名气比不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流，但他一生仕途稳稳当当，是中国官僚体制的完美产品。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只有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才可能产生王文韶这样的人物。也只有成为王文韶这样的人物，才可能适应严酷的东方专制主义制度，并且在这种制度之下飞黄腾达，青云直上。
    毅公之《虫天阁摭谈》专门对王文韶作了分析。王文韶在晚清身居相位，当时的人对他几乎没有什么毁誉，这恰恰是他的狡猾之处。“以余所闻，胡广中庸，天生顽固，殆不能为王文韶曲笔，京师士大夫艳传王文韶有‘油浸枇杷核子’之徽称，盖甚言其滑也。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万物者。余谓今日中国官场，无论京官外官大官小官，皆含有枇杷核子性质，未可专以此谥王文韶也。”最后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对中国官场作了最深刻的概括。专制制度产生了官场效应，而官场效应最重要的表现是官僚在其巨大的作用之下的体制适应与角色认同。官场是制造标准官僚的熔炉。人在官场，如同人在江湖，常常产生身不由己的感觉。未入官场的士子有可能饱读诗书，踌躇满志，立志要替天行道，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但进入仕途，他们会发现自己不过是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而已。他们所担负的职责，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只是表达或执行专制君主的意志。而在官场中经过一番磨炼，在权力网与关系网的双重作用之下，他们的绝大多数最终会变成一个标准的官僚，孜孜以求的只是名位与利禄。这是统治阶级早为之准备好了的一付兴奋剂与麻醉剂。官僚的性格是早在他们成为官僚之前就被预先决定了的。王文韶是玩官场的花招玩得最成功的一个。用李宗吾“厚黑学”的理论来看，就是属于“厚黑无形”的那一类人。人们对他没有什么赞扬，也没有什么批评，正说明他的言行已经像水一样不露痕迹，用老子《道德经》里的话来说，就是“上善若水”。
    “玻璃球”一说来自于王文韶当湖南巡抚时的所作所为。马叙伦之《石屋余沈》记载说：“清末故相王文韶……以进士起家，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致仕。其在户部郎署时有声。曾国藩总署两江，赵惠甫烈文在幕府相论朝事，曾独称之。其为人尚圆到，故官湖南巡抚时有‘玻璃球’之目，言其内明而外圆也。以此，居朝亦以权贵相安。”曾国藩不轻易赞赏人，他所欣赏的人必然有不凡之处，他看王文韶看得也很准，王文韶后来果然位极人臣，名重一时。王文韶自己把官位保得安安稳稳，保住官位就是他的一切。像他这样的官员，不可能为国家的进步作任何的贡献。身在一个摇遥欲坠的时代，他既不守成也不创新，是一个标准的“好官”，也是一个最无能的官僚。

    王文韶在戊戌变法中曾起了极坏的作用。光绪皇帝立志变法，欲仿赵武灵王胡服故事，衣服已经制好了，而王文韶还在强聒不已，至忤逆了光绪的旨意。光绪盛怒之下，顺手抓起放在几案上的砚台向王文韶扔去，差点就击中了他的头部。王文韶假装被打痛了，匆匆忙忙跑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报告这一切。刚好荣禄从袁世凯那里得到报告，从天津乘火车到颐和园，与王文韶不期而遇。慈禧太后综合了两个亲信的报告，认定光绪想发动政变，于是先发制人。这样，王文韶成了再造元黄之后党也。毅公之笔记笔墨极为简练，用寥寥数语就将王文韶之一生概括出来：“逡巡十年，身名俱泰，既不如李鸿章之左迁，又不至有瞿鸿 之窜谪，周旋于新旧帝党后党之间，得以令终。使非圆滑，曷克臻此。或曰，乙未公车上书诸孝廉无一浙江人，由王文韶劫持于上，使不得逞，殆亦滑之一端欤。”
    “滑”的最高境界是他人觉察不到其滑。王文韶是极少数达到此境界的老官僚之一。连荣禄这样的老奸巨滑的家伙都被他老老实实的外表给骗倒了。义和团运动中，王文韶主和不主战，被端王等人当作汉奸看待。端王上奏说王文韶媚外不忠，荣禄将其奏折藏起来，王文韶在军机处到处找也找不到，自言自语说：“还有端王的奏折呢？”荣禄说：“你不用管，丢不了的。”到了进见的时候，荣禄拿出端王的奏折对慈禧太后说：“端王荒谬之极。”慈禧怒视王文韶，而对荣禄说：“这个人靠得住吗？”荣禄说：“他人我不敢保，王文韶必然没有其他的想法。我愿意用全家百口人来保他。”慈禧说：“那便交给你。”当时王文韶两耳失聪，不知所云，而若含笑，随荣禄叩头而出，荣禄以告人曰：“此人生死顷刻间，不自知也，亦大可怜。”实际上，王文韶什么都清清楚楚，他假装糊糊涂涂，就像冬眠的蛇一样，养精畜锐，韬光养晦，他才不可怜呢。他的笑容是最奸诈的笑容，他的心比海还要深邃。他一生都在做戏。他在79岁退休的时候，本来按照惯例宰臣致仕，地方长吏巡抚以下备大学士仪仗郊迎送至里第，而王文韶却从上海乘火车到嘉兴，改由水道走，不愿劳师动众。马叙伦这样老于人世的学者也被王文韶的这一行为给迷惑了，他在笔记里对此十分称赞：“已还第而巡抚始得报，盖犹有古人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