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与同文馆
   
    开办同文馆是晚清洋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文馆的开办，意味着洋务运动已经向文化领域纵深发展。而文化是一个敏感的领域，同文馆的开办，遇到了比办兵工厂、船厂、练新兵更大的阻碍。1866年，恭亲王在同文馆设置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当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员作学生。恭亲王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认为，买外国的轮船枪炮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治本的办法是自己制造，而要自己制造，必须有科学的人才，所以要请外国的专家来教中国的青年学习科学技术。恭亲王在奏折中说：“夫天下之耻，莫若于不若人。……日本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因循旧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耻乎？”
   然而，恭亲王的设想遭到了守旧的士大夫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力者为大学士倭仁。倭仁是当时的理学名臣，名高望重，他的动向很受士林的重视。徐一士之《一士谈荟》记载，“清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之设同文馆，士大夫多守旧，以‘用夷变夏’非议者甚众。倭仁以大学士为帝师，负重望，反对尤力。虽忤旨，而一时清议极推服之。”倭仁在奏折中大声疾呼：“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狡诈，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这段话比恭亲王说得还要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就凭着这样一股“正气”，倭仁征服了大多数士子的心。晚清清议误国，甚于奸臣误国。倭仁仅仅开了一个头。
   翁同和在其日记里写道：“见恭亲王等连衔奏请设同文馆咨取翰林院并各衙门正途人员从西人学习天文算法原折。……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前日总理衙门尚递封奏，大约办同文馆一事，未见明文也。京师口语藉藉，或沾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从以上这些极其恶毒地攻击恭亲王的谣谚中可以看出，以恭亲王为代表的开明官员所受的压力是何等巨大。恭亲王在皇室中排行第六，因此被嘲讽地称为“鬼子六”。在中国这样自古以来标榜“爱国”的国度里，被归入“汉奸”的行列，是一个人最大的罪状。当时的外交家如郭嵩焘等人，与恭亲王一样都被当成是卖国贼来看待。这是先行者最大的悲哀。

    幸亏皇帝是个有些幽默感的皇帝，他用一个比较幽默的办法来处理此事。恭亲王在回答倭仁的指责时说：“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人而不必为外人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于是，皇帝命令倭仁代替恭亲王掌管同文馆，“倭仁著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行走”，看他能不能办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文馆出来。这一招就叫“以毒攻毒”。你口头上说得头头是道，看你在实际操作层面能搞出什么名堂出来。这就把倭仁推到了火盆边上。
    倭仁不敢不接旨。“倭相受书时，有感于中，潸焉出涕，而上不知也，骇愕不怡良久。”他知道自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而且他已经定型的观念也不允许他真正进入操作层面。像倭仁这样的理学名臣全都是“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倭仁想来想去，想出一招苦肉计来。他站班之后，上马眩晕，差点从马上摔了下来。这样就给外界留下一个自己已经患了重病的印象。翁同和日记记载：“问艮峰先生（倭仁）疾。昨日上马几坠，类痰厥不语，借他人椅轿至家，疾势甚重也。……问倭相疾，晤之。颜色憔悴，饮食甚少。相与欷嘘。……晚谒艮峰相国，相国拟十二日请开缺。……倭相开缺，有旨：‘赏假一月，安心养病。’”倭仁不愧为官场老手，知道何时进何时退，皇帝的命令不能违背，但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他自有妙计金蝉脱壳。为了一生的清誉，宁可受点苦，装出一副病重的模样来。而皇帝也心里雪亮，知道倭仁在玩什么把戏，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倭仁的辞职。
   当时的士大夫普遍为倭仁鸣不平，如此一个忠皇爱国的大臣，岂能被恭亲王之流的假洋鬼子戏弄？李慈铭在日记中大发议论，痛骂同文馆：“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劣，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朝廷老成凋谢，仅存倭公，然谋钝势孤，无能匡正，而尚见嫉于执政，龃龉于宫廷，以宰相帝师之尊，兼蕃署奔走之役。徒以小有谏争，遂困之以必不能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呜呼!谁秉国成，而损威坏制，一不以为念乎!”表面上，李氏是不满于朝廷以宰相为“行走”，“行走者驱使之称，简贱之名也。文言之曰直，质言之曰办事。”而在骨子里，他还是看重文化形态的冲突。在他们这些士大夫心中，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斗争，绝不能轻视之。直到今天，这种思路仍然在中国知识分子里很有市场。前两年，美国学者亨廷顿一发表“文明冲突论”，中国学者立即围追堵截，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读过亨廷顿的原著，就对他大骂出口，完全丧失了学术讨论的氛围。即使对方说得不对，也应当进行平等的探讨。这种磨刀霍霍的反应，恰恰是文化自卑的症候。一个有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化，能够容纳一切异端和批评，同时保有自身的特质。而只有衰弱的病人才害怕阳光和雨露。
   倭仁是衰朽的文明的代表，他和他所坚持的价值观的灭亡是必然的，尽管他被士大夫当作纯洁精神的象征。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说：“同文馆之开始也，……时倭文端方为首揆，以正学自任，力言其不可。御史张盛藻奏称：‘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工部督匠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疏上，都下一时传诵，以为至论。虽未邀谕允，而词馆曹郎皆自以下乔迁谷为耻，竟无一人肯入馆者。朝廷岁糜巨款，止养成三数通译才耳。”实际上，在当时胜利的还是倭仁。同文馆兴办数年，由于士林观念的滞后，成就甚微。倭仁以及他背后的士大夫们，是中国近代化的最重要的阻碍。文化成了“反文化”，这是文化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