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豪情
   
    “国家不幸诗家幸”，在一个时代崩溃的前夕，敏感的诗人能够感受到在盛世所不可能感受到的灵魂的煎熬和苦痛，他们的人生因而也就具有了最为丰富的体验。末世有哀婉之音，有豪放之情；末世有伤心之人，有惊天之文。时代的风衰俗怨与个人的穷途末路凝聚成不朽的诗篇，末世出不了气吞万里的大诗人，但末世的豪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豁庵之《风尘闻见录》记录了许多末世文人的诗句，有名人的咏叹，更多的则是不知名的文人的感喟。有的读来令人辛酸，有的读来令人沉思，有的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有的读来令人泪下如倾。如“鄂中名士诗”一则：“鄂中老名士杨某，晚年落拓，居恒郁郁，以诗自遣。闻客石首时，有《阴司十八景》之咏，语多讽世，传诵一时，惜仅记其《尖刀山散步嵌字格》一绝云：‘尖风透过一身轻，刀尺谁家响玉砧。山上杖藜扶一个，思量还比世间平。’”杨氏的这首诗，艺术上远未达圆熟混成之境，意溢言外，显得有些露了。然而，他以诗自遣，而非出于功利的目的，所以能够表达出坎坷的世道对软弱的文人的摧残。文人固然软弱，却也有一种浩然之气，这种气质是装不出来的。落魄之人照样能思量“世间平”。“金陵刘某”一则，写金陵有一酒狂刘某，有《漫兴》云：“平生不解锁眉头，糊里糊涂到处游。问我功名领何职，酒泉太守醉乡侯。”其门联云：“名世大文酒德颂，传家天爵醉乡侯。”又：“英雄无事且种菜，豪杰多情总爱花。”以酒为隐，这是中国文人固有的习惯，魏晋时代的名士们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例如阮籍“不与世事，遂酣酒饮之为常”。他们不是天生就爱酒，而是生活在一个“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不得不把酒当作逃避权力迫害的一个避风港。正如王瑶先生在《文人与酒》一文中所说：“竹林名士的行为，表面上都很任达放荡，自由自在地好像很快乐，实际上则都有忧患的心境作背景，内心是很苦的。”与魏晋人相比，金陵酒狂少了几分哀婉，多了几分旷达。大崩溃前夕，文字的罗网相对来说没有以往那么严密，因此文人多了几分直抒胸臆的可能。他能以“英雄”和“豪杰”自命，确实是乱世狂人，诗写得一般，但表达出来的情绪很能说明那个时代的问题。
    笔记中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感怀诗”一则。“湘中名士李堇庸、龚觉庵，一则潦倒终身，一则流落不偶。其著作多散失。余仅记李《湖北昭忠祠》云：‘一人恩宠万骨枯，两字褒荣九死生。’龚《咏怀》云；‘容易醉人红袖酒，最难传世白衣文。’均极惨淡。李尚有《白门踏青经字韵》云：‘杏花雨后客初到，桃叶风流我已经。’颇有风趣。李悲歌感慨，有烈士风。余挽句云：‘运蹇壶常缺，时艰剑欲抽。虚欷波印国，睥睨美欧洲。’非虚誉也。”李、龚二人的前两句诗，有一种泪透纸背的悲凉，他们把什么都看透了，所谓“万骨枯”与“九死生”的强烈对比，令人惊心动魄，一个人的命运在这个时代轻若鸿毛。我想起了《红楼梦》里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落了一个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不是末世，不会有这样的“悟”。“惨淡”二字不足以概括其诗境，我想“透脱”二字也许更加恰当。就那薄薄的一层纸，谁看破了谁就触及了永恒。而龚氏的两句诗我更加欣赏，“红袖”与“白衣”在色彩上形成鲜活的对比，既是实写，又是虚写，衣衫飘飘，掩不住人物的悲喜，人生中这种戏剧化的场景本来就不多，那一刻是无法定格的。“酒”与“文”当然是一对难兄难弟，无酒不成文，诗酒本一家，酒是文的摧化剂，最好的文字也像酒一样汩汩地流淌。本来是一个和谐的世界，龚氏却狠下心来，将它破坏掉，就像把一个美丽的花瓶打碎。这是一种残忍，也是大诗人才有的胆量。“易”与“难”如同双峰对峙，各不相让。“红袖酒”与“白衣文”，巨大的落差，罕见的张力，将一代文豪的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醉又能怎样？传世又能怎样？这是在透骨的悲凉之后生出来的绵绵不绝的豪情，这种豪情也只有在末世才可能有。相比之下，阮籍的咏怀显得低沉了，而李白的高歌则显得肤浅了。在这些诗句里，我咀嚼到了近代的滋味。笔记作者挽李氏的句子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诗里出现了“印波国”和“美欧洲”这样的词语，无疑呼应了梁启超“诗界革命”的高呼，引新词语入古体诗，别有一番韵味。到了龚自珍以及梁启超这几代人，站立在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正如意大利诗人但丁站立在中世纪的欧洲与现代欧洲之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故而有着一种比一般易代之际更加浓重的悲怆感。这种感觉以后再也没有了。

   龚自珍是清代最有名的落魄文人之一，他的诗词在晚清可算第一人。肝若之《琴心剑气楼忆墨》有“美人、名士、侠子”一条，是对龚诗的再阐发。龚自珍有名句：“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结尽燕邯侠子”，肝若则说：“余谓美人名士侠子之三种人物，举世皆是，而之三种人物之必欲以黄金结交者，实为尤多。区区三百万，恶能供支给？窃恐不转瞬间，予囊已垂橐矣。于是为之改两字成一联语云：‘愿得黄金无数，交尽美人名士，结尽燕邯侠子，更填平世路不平处。’久之，未得其偶。”肝若有些迂腐，诗是不能落到实处的，一落到实处，诗便不再是诗了。龚自珍的“黄金三百万”本是虚数，岂是实指？以“无数”改之，倒冲淡了诗味。不过，接着读下面的文字倒很有趣：“庚戌春，余主沈阳《大中公报》笔政，遂以此悬赏征求之，得两联，尚可诵。其一云：‘或携绿酒几多觞，觅个月地花天，做个烟火神仙，且还了人生未了缘。’其二云：‘纵观青史若干年，许多盗贼圣贤，几多诗酒神仙，总难了风尘未了缘。’上一则极潇洒，下一则极感慨。其最难得者，则与出联口气颇能相称耳。”
   将诗句改造成对联，是肝若的一大创造。有意思的是，他通过报纸征稿来求得了下联，这种做法在近代新闻业出现以前是不可能有的。过去的文友之会，或是面对面地以文会友，或是通过书信来沟通，而近代新闻业出现以后，传媒不仅成为获得信息的工具，而且也被文人用来进行文字上的切磋。近代报刊中征联、征稿的广告不计其数，也刺激了近代文人的创作欲望。肝若说得好，前一联风花雪月，有如柳永之“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也，别有一番潇洒在；后一联愤世嫉俗，有如《红楼梦》之《好了歌注》所云“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别有一番感慨在。两段对联，都有末世之豪情，那是一双昏花的老眼所看到的世界，而世界已然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桥，无法让人再通往彼岸。
    末世诗文里的末世豪情，别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在。因为，“那一时刻”的体验只属于“那一时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