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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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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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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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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肠下酒著新书

   腊肠下酒著新书
   
    晚清政局江河日下,几代热血青年前赴后继,或革命,或启蒙,或从戎,或著书,为挽救国家的危亡献出了他们的智慧、青春和生命。其中,最让人感奋的就是“革命军中马前卒,腊肠下酒著新书”的一代英才邹容。刘成禺之《世载堂杂忆》一书有一段关于邹容的记载,读来令人无限追忆邹容少年英雄的风采。
   入民国以后,邹容被当作开国先烈来看待,重庆最繁华的一条街道就以邹容的名字来命名。所以,笔记以此开头:“经重庆邹容路,巍然与杨沧白纪念堂并传者,渝革命元勋邹容也。容字幼丹,弱冠留学日本,立志革命,所著《革命军》一书,风行全国,为国内出版革命书籍之开路先锋。”跟邹容一样,刘成禺自己也是最初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他早年入张之洞所办武汉经心书院,1901年赴香港,入兴中会,旋赴日本,入成城学校。在日本期间,刘氏与邹容、吴禄贞相友善,励志反清。正如他在笔记中所记:“当予等入成城学校习陆军预备时,幼丹每日必来谈。予携新会腊肠多斤,课毕,围炉大谈排满,每人各谈一条,幼丹书之。书毕,幼丹则烘腊肠为寿。月余,所书寸余,腊肠亦尽。胡景伊、蔡锷、蒋百里,皆当时围炉立谈人也。蔡松坡签其稿面目曰《腊肠书》。”
   这段记载为其他地方所无,邹容等人之少年英气,风云满纸;青春情怀,都付与笑谈中。革命军中马前卒,居然腊肠下酒著新书。当年的情趣,当年的豪爽,当年的以苦为乐,当年的意气风发,栩栩如生,宛如昨日。刘氏的笔记,很多是自己耳濡目染之事,故能够脍炙人口。他善于抓住那些生活细节,以小见大,展现出最真实的历史脉络。“腊肠”这一小小的物品,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邹容和他的朋友们的面貌活了起来。英雄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英雄也是活生生的凡人,他们的文章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咀嚼着腊肠产生的。这样的英雄,让人敬,也让人爱。邹容既然“每日必来”,可见两人关系很不一般。能够当邹容的朋友,其学识、气质和热忱,都与邹容有近似之处。刘成禺一生行事,果然不负邹容朋友的身份:他在入民国之后,跟从孙中山先生,积极参与护法运动,马前鞍后,功勋卓著。

    接下来的故事更加精彩。刘成禺因从事革命活动获罪清廷,被迫离开陆军学校,居松本馆。一天夜晚,邹容背着半只火腿来找他,叫下女生火烹之饮酒。刘问火腿从何而来,邹容回答说:“今日大快人意,予与某君同往湖北学生监督姚昱处,彼抱姚而我剪其辫。持辫又往总监督汪大燮处,汪礼貌甚恭,且曰:‘有人赠我东阳火腿,以一肩奉送。’乃以姚昱辫发作火腿绳,肩之而归,食其半。今以半奉子,为我烹之。”问辫何在,则答曰:“钉在留学生会馆柱上矣。”食腿饮酒,出《革命军》一书全稿读之曰:“予将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回沪付印。我为马前卒,汝等有文章在书中者,皆马后卒也。”这段记载,邹容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除了作者能够妙手著文章之外,关键还在于所记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他是历史的“目击者”,这个条件得天独厚。而邹容所说的剪姚昱发辫之事,参与者是陈独秀和张继两人。不知是作者误记,还是邹容当时语焉不详,在笔记中变成了除邹容本人外只有一个人了。而且,另一个人也用“某”来代替。其实,这件事在近代史上是一桩任人皆知的大事,当事人是谁,不至于一二十年之后就闹不清楚了。是陈独秀的身份为中共领袖,不便提及;还是为了突出邹容的功劳,出于叙事的考虑,有意忽略其他人?看来,只有刘氏自己知道了。刘氏是邹容《革命军》一书最早的读者之一,而且亲自听到了邹容的诵读,真让人羡慕不已。
    邹容归沪之后,与章太炎、《苏报》馆主陈范,改良《苏报》,印行《革命军》,致酿成惊天动地之《苏报》案。章太炎、邹容被英租界当局审判,邹容病死狱中,章太炎出狱后亡命日本。刘成禺曾经亲自前往狱中探望,邹容欣慰地对他说:“革命军马前卒来矣。”两人相对大笑。章太炎有《狱中赠幼丹剪辫诗》五律一首,载集中。刘氏的这则笔记还记载了一个尾巴故事:当时绰号“野鸡大王”之徐敬吾,每日在茶肆书会,兜售排满革命新书,发行《革命军》。两江总督端方,照会英总领事,拿获解宁。《申报》时评有曰:“擒贼先擒王,一擒擒了个野鸡大王。两江大吏,可以高枕无忧矣。”端方见《申报》,以为太不雅观,密令不究。贺者曰:“野鸡大王,今日头插野鸡毛矣。”这个故事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革命军》一书影响之深远,就连“野鸡大王”这样的市井人物也来充当它的发行人。即使徐氏仅仅是想通过卖《革命军》来赚钱,也说明《革命军》的畅销程度,这样一本宣传革命的著作能够成为畅销书,也是一个奇迹。何况,我觉得徐氏并非仅仅为了赚钱,因为这件事本身就蕴含了一定的危险在其中,如果单纯从一个商人权衡利弊的角度出发,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他也许就是被《革命军》这本书深深的打动了,才冒着巨大的风险来推销此书。《革命军》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英年早逝的邹容想必死而无撼,因为他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起到了千千万万枪炮所起不到的作用。《革命军》不朽,邹容也不朽。而那下酒的腊肠不朽,那得来全不废功夫的火腿也不朽。读完这则笔记,我想,与其做一个庸庸碌碌之人,不如做少年英雄腹中的腊肠和火腿,也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一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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