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幽默
   
    近年来，辜鸿铭的名字又浮出历史的地表。人们对这个文化怪杰有着浓厚的兴趣，当然，背后还有90年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抬头的作用。不管怎么说，辜鸿铭在清末民初是一个有趣的人物。我对他基本的文化立场，如服膺古圣贤经训、尤笃信孔孟之学、以为中国唯君王专制最合国情等，持坚决的否定的态度。但对于辜鸿铭本人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我也很欣赏。辜鸿铭有一部笔记名作《张文襄幕府纪闻》，该书作于1910年。此前一年，张之洞逝世，辜鸿铭追忆张之洞对自己的礼遇，不无今昔之慨，遂收拾旧闻，随事记录，以见雪泥鸿爪之遗。全书思想之犀利，语言之尖刻，非一般掌故著作可比。全书72卷，谈天说地，痛快淋漓，有如战国雄辩家之绝妙好辞，近世罕见。
    《记闻》最有名的一则笔记是“亡八蛋”一则。学部侍郎乔君对辜氏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鸿铭回答说：“天下之道只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这种愤世疾俗的话，虽然于事无补，但是却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的基本面貌。其实，两种“道”还可以引申发挥之：所谓“王道”是写在纸上的、从来没有实行过的治国方略，它只能让像辜鸿铭这样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人深信不疑。而“王八蛋之道”则是中国自古以来被流氓们不断实践的、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方式。
    辜鸿铭一生笃信古代的盛世，他认为古人的品质远远比今人要崇高，古人的生活也远远比今人要幸福。在“为人”一则里，他说：“《牡丹亭》曲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日人心之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亦可见一斑。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辜鸿铭的话不能不说刻薄，将孔子的原话更改以后，顿时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古今的嫖客也有天壤之别的高下之分，“为人”与“为己”的差别太大了。当然，古人并非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好，但今人确实如同他说的那样坏。

    辜鸿铭作为一个“化外之人”，却又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但他对官方的“爱国主义”嗤之以鼻。在“爱国歌”一则中有明显的表现。“张文襄督粤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各国领事大开宴席，并召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沉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句，君愿闻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这一则非常精彩。我对辜鸿铭的文化立场不以为然，但对他的人品还是基本肯定的。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辜鸿铭对下层人民的生存处境有一定的关切，对官方所谓的“爱国”有充分的警惕。在一个极权的国家里，让人民“爱国”，就是让人民无条件地受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客观地说，爱国主义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富有凝聚力的民族，它是确保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绵延不绝的基本力量。然而，爱国主义也有可能使人丧失理性，也可能成为统治阶级转移国内矛盾的幌子，成为人们认识真理的遮蔽物。辜鸿铭的四句话是对近代中国穷途末路的统治者的统治术的高度概括。我想起了老舍先生在话剧《茶馆》里的一句名言：“我爱中国，可谁爱我呢？”此语可以同辜鸿铭的怪话相映生辉。在专制主义余焰最剧烈的清末，辜鸿铭敢于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确实了不起。座客都是上层阶级的人士，听到这样的话，能不“哗然”吗？值得爱的是人民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天子的国家。天子的国家是天子自己的，与人民的痛痒无关，所以人民也就无须去爱它。这里的“梁某”显然是指梁鼎芬。
    “官官商商”一则，揭示了当时官商一体的社会现实，此情形从彼时到此时，愈演愈烈。“余谓财不可不理，然今中国之所谓立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唯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二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几成饿殍也。”官商勾结，亦官亦商，时官时商，由官而商，由商而官，是晚清一大景观。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大大地破坏了商界固有的契约，使正常的商业规范久久不能形成，从而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经济的运转。80年代，民间有“官倒”这个新词，跟辜鸿铭的概括不谋而合。官倒泛滥的结果只能是“天下之民几成饿殍”。时下，有不少经济学家为腐败现象作辩护，认为这是一种交易成本最低的经济转轨形式，但他们却对中国的历史缺乏基本的了解，腐败古已有之，腐败是专制的伴生物，而不是现代化进程里必经的一步。这些喝过洋墨水的经济学家，见解连一百年前的辜鸿铭也比不上，辜鸿铭早就发现了中国官场和商场勾连的秘密是“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
    近年来，报刊上有许多讨论贵族的文章，中国有没有真正的贵族？辜鸿铭是较早对贵族问题作中外比较的人之一。“尝考英吉利立国，原始宋真宗年间。有北族人据法兰西西北郡。适英国内乱，北族王率大众渡海平之，遂为英王。于是国内北族为贵人，土族则概为平民。后有平民中俊秀者，乃得脱平民籍为士类，故至今英民分三等：曰贵族，曰士类，曰平民。近英国名下士艾诺尔德氏论其国风俗，谓我英人平民耐劳苦，尚力行；士类好学尚智；贵族本北方之强，好勇尚气节云云。语谓今日满人，即我中国之贵族也。满人亦如英国之北族，以武功立国，故至今尤以气节称，我汉人实逊焉。”这样谈论贵族问题显得十分好笑。满人是文化落后的民族，他们几乎所有的典章制度都是向汉人学习的。满人尽管是武力的征服者，却是文化上的被同化者。到了清末，满人已经全面堕落腐化，当年纵横黑山白水之间的勇敢早就荡然无存。从生理上、心理上、文化上，满人都成了地地道道的废物。哪里还有半点贵族精神？这段话辜鸿铭说得有板有眼，在我看来却是黑色幽默。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辜鸿铭这个汉人对满人却如此好感。
    “大人有三待”一则，对全面官僚嘲讽入骨。“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或曰：‘何谓以匪待百姓？’曰：‘今如各省城镇市以及通衢大道，皆设警察巡逻，岂不是以匪待百姓耶？’曰：‘何谓以犯人待学生？’余曰：‘今日之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所作苦功同一苦字耳。’至于大人待下属一节，今日在官场者，当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说。袁子才曾上总督书，有曰：‘朝廷设州县官，为民作父母耶？为督抚作奴才耶？’”辜鸿铭的“三待”里，我最欣赏的是“以犯人待学生”这种说法，在今天它的危害更加剧烈。今日的学生，连犯人所拥有的一丁点自由也没有，在沉重的压力之下连呻吟也不敢发出。我常常看见10岁左右的小孩背着巨大无比的书包，匆匆地走在马路上，面部表情麻木而迟钝。花季的儿童，却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可怜的一群人。辜鸿铭对现代文明的负面因素有颇为深刻的认识，不过他的药方却开错了。他希望向后看，回到三皇五帝的时代去，三皇五帝的时代真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吗？三皇五帝时代的小孩就能生活地无忧无虑吗？
   在中西文化的夹缝里惶惶不可终日的辜鸿铭，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了怀疑和困惑。当时，某省甘中丞奉旨办新政，听说西洋有马路，就想仿照着修马路。有听说西洋街道宽阔，中筑马路，两边以石路厢之，以便徒步人行走。而现在省城民间街道狭隘，难以开辟。后来他有听说南京、武昌已经修筑马路，给人民带来很大的便利，于是决定修筑马路。修成以后，他从上海定购了洋式马车，出门拜客皆乘马车，不用肩舆，觉得非常舒适。有一天，有某道台之子在马路上驰马，忽于人丛之中奔出一个老太太，差点毙命轮下。行人皆为之不平。道台之子曰：“抚台修筑这条道路就是给马走的，所以不叫人路，而叫马路。你们混帐老百姓敢占了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惩办，已算你们的造化，还敢同为论理呢。”有一乡人应声曰：“哎哟，照大少爷说来，如今中国唯有官老爷和马有路走，我们老百姓没有路走了。”
   不久，某中丞听说此事，遂即停办马路，并不再坐马车。出门拜客仍然坐轿子。辜鸿铭对此的评价是：“韦苏州诗云：‘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某中丞可谓难得也。”道台之子的强词夺理，倒也让人很难驳倒。其实，马路是一个新从西方传来的词语，对这样的词语不能进行中国式的“顾名思义”。这里，出现了一个文化上的误读。而中丞的做法并不可取，他是因噎废食。辜鸿铭如此赞许他，我认为是极其可笑的。他引用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却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中国古代士大夫们对民众的关心本来就是作作姿态的，当不得真。更何况晚清呢？中丞坐轿子跟坐马车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不修马路并不能说明他就如何如何地爱他的子民。聪明的辜鸿铭在这个地方却成了糊涂虫。
    辜鸿铭在笔记里对张之洞也有不少不敬之词，但作为一个高级幕府，他还是尽心尽力地为张之洞服务。他对袁世凯十分痛恨，因为袁世凯在他的心目中是乱臣贼子。笔记里有一则讽刺袁世凯的，妙趣横生，让人笑出声来。丁未年，张之洞和袁世凯由封疆大吏同入军机。袁世凯见到德国公使说：“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实事的。”袁世凯的幕友将这句话转告给辜鸿铭，认为这是袁世凯的得意之谈。辜鸿铭则回答说：“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我欣赏的是辜鸿铭的幽默。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缺乏幽默的细胞，由此读到这样幽默的文字，使我耳目一新。辜鸿铭以后，二、三十年代，虽然林语堂、梁实秋等作家拚命提倡幽默，幽默始终在中国不成气候。对辜鸿铭的价值取向尽可不以为然，但这并不能抹杀他的幽默的意义。在日益“单向度”的现代生活里，幽默是我们仅存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