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的忠诚
   
   苏格拉底的死亡意味着西方古典世界的终结。作为一名优秀的公民，他却被同胞剥夺了生命。苏格拉底曾经把祖邦比喻作牛，把自己比喻作叮在牛身上的一只牛虻，他说：“我的职责便是要不断地刺激它，以使这头高贵的牛不至于昏然入睡。”社会学家丁学良很欣赏前贤的这种精神，在他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从“新马”到韦伯》的时候，便在序言的最后这样写道：“集良知与热血于一身，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高贵的牛身上的忠诚的牛虻。”丁学良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灾变和苦难尝了个够。他出生于一个乡间牛郎中家庭，当过在车床上劳动的工人，并且在做工时因事故失去了一只手的大半截手指。今天的丁学良，已经是云游世界各大知名学府的杰出学者，用他自嘲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际非盲流”。他献给自己祖国的第一本随笔集《不敢恭维——游学世界看中国》（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正是这样一部牛虻式的著作。
   我一向对海外学者保持相当的警惕，这并不是说我对他们有什么成见，而是看过了太多的海外学者，归国以后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发表大量言不及意的高蹈见解。他们中的某些头面人物，来来往往于国际航线上，以结交权贵富豪为荣。在国内，他们挟洋自重，摆出高等华人的傲慢；在国外，则以中国精英阶层的代表自居，处处显示所谓的“民族尊严”。其实，他们永远也融不进西方主流社会，同时也与本国同胞的冷暖格格不入。这类“香蕉人”式的学者，名气如雷贯耳，见识却不如三岁小儿。他们当中，有赞美“文革”中所谓“大民主”者，有主张光复儒学以对抗西方文化者。这些奇谈怪论，如同具有“民族特色”的猴戏班子，在西方倒也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眼光。与这些“江湖艺人”迥然不同，丁学良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有着切肤之痛，而且师从美国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在哈佛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不会因为发现西方社会的弊病而对中国的现状盲目乐观，也不会生硬地搬运西方文化到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来。他在行走的状态中，拥有了动态的观察视角，在不断的比较中获得“此山还望那山高”的见地。在一篇访谈中，丁学良表示，自己最关切的问题永远是中国的。而中国的问题，并非如某些所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既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代表，又曾经照搬苏联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和全能政治。要解决今日中国的危机，就必须有机地结合这两大背景。那种“就中国来看中国的”的心态，常常会封锁思路，限制眼界，增加解决中国问题的决策成本。因此，丁学良倡导，中国人不应该是“中国心，中国观”，而应是“中国心，世界观”，即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性的。

   《不敢恭维》一书谈及的若干问题，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的。最“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是作者对民族主义的反思。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飙升有三个高潮：一是世纪之初的义和团活动，二是五六十年代的闭关锁国，三是世纪末的再度招魂。每当中国国内问题严重，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危机纽结成一团乱麻的时候，某些人便耍出掩耳盗铃的把戏，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转移国民的视线。而民族主义一旦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则有可能让整个民族都陷入迷狂状态，丧失起码的思辨和比较的能力。这样，不仅自我断绝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再次利用“民族”、“国家”、“集体”等宏大的概念来取代了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幸福。因此，丁学良通过研究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爱国主义：它的前提是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弊端；清醒地明了自己的落后在哪里、已经落后到何种程度；清醒地了解强敌的优势和实力。爱自己的祖国不爱到无知和热昏的地步，恨敌人恨对手不恨到拒绝学习对方长处的地步。处于优势时不乐观，处于劣势时不绝望。”用丁学良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成熟的爱国主义”，其实也就是哈贝马斯在反思德国现代史之后所倡导的“宪政爱国主义”。而它的反面则是“盲目的爱国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建立在“无知”的前提上：或是自己不愿去了解敌之长、我之短，或是阻止他人去谈论敌之长、我之短。这种爱国主义集愚昧和脆弱于一身：在尚未与强手交锋前，文过饰非、“老子天下第一”；一旦被迫睁开了眼睛、看清了现实，就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盲目的爱国主义”从晚清以来就根深蒂固于我们的情绪之中。晚清政坛活跃一时的“清流”，即是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们既不清楚中国底层的现状，也不知道西方一鳞半爪的情况，只是激于满腔的“忠义之气”，便叫嚣着对列强开战。他们辱骂李鸿章等务实派“卖国”，申引传统的文化资源作为支撑，终于获取了中枢权力。“清流”的代表人物张佩伦，在中法战争中被朝廷派去督师福建马尾。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西方现代战舰的翰林，在轰隆的炮声中屁滚尿流，头上顶着铜盆，仓惶逃窜。最后南洋海军全军覆没。今天，张佩伦式的人物在我们身边依然比比皆是；张佩伦式的思维在主流媒体上依然能够博取大声的喝彩。对此，像丁学良这样有良知和远见的知识分子无不忧心忡忡。按照我的理解，这也正是他的书命名为“不敢恭维”的原因。
   丁学良的足迹遍布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对于不同国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有切身体悟。近年来，他多次往来于大陆、台湾和香港，在对两岸三地的比较和审视中，得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见解。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大到根治腐败、改革教育这样一些全局性的命题，小到中国菜在海外的推广、超市在中国城市的发展等日常生活琐事，他在书中都有出乎常人意料、却又让人心悦诚服的意见。丁学良一心想当那只忠诚的牛虻，只是，那头庞大的牛能不能体察他的一番苦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