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从言论开始
   
    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开资政院，这在专制帝国是一大新鲜事。虽然这个象征性的议院起不到什么实际的作用，但毕竟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中国的言论自由从此开始。《新世说》的“言语”篇有不少记载。《世说新语》之“言语”篇，多记载当时人物的隽言妙语，而《新世说》里则有了许多现代意义上的讲演，这正是其“新”之所在。
   书中所记资政院开院三大演讲，均名动一时。“资政院为清季宪政机关，议员分钦选、民选二种，在吾国辟千年未有之创局。尔时议员神情，亦自遒上，开院时有三次大演说：一为某议员弹劾庆亲王，一为刘莼生(泽熙)报告预算案，一为杨皙子(度)说明新刑律。俱滔滔作数万言，听者神旺，记者腕疲。”这一则比较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当时议院的情况。易宗夔对议院的意义评价极高，所谓“辟千年未有之局”，这个评价是恰当的。虽然有议院也不一定有自由，但没有议院却一定没有自由。他对晚清议员也颇有佳评，称赞他们“亦自遒上”，即使现在看来也并非溢美之词。他说这样的话时，显然有其当下的语境。他写作这则笔记的时候是民国初年，当时的议院暗无天日，比清末的资政院好不到哪里去。
   晚清的资政院是在宣统二年九月初一日开院，院长溥伦，副院长沈家本，秘书长金邦平。溥虽为宗室贝子，语言明晰，能持大体。其时军机首座庆亲王弈匡，擅权当国，政以贿成。某民选议员提出弹劾案，演说时声若洪钟，四座鼓掌。这一场景可谓空前绝后，议员的道德勇气和演讲能力都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惜的是不知道那位民选议员的名字，他的言行足以民垂千古，尽管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选议员，他真正代表了民意。

   陈赣一之《新语林》也记载当时人关于言论自由的论述。康心孚(宝忠)创《雅言》杂志针砭政治，旁及文学，有警语曰：“民意者，民当自言，无待代言。吾所言者即吾之言，初不必假民意以自重。”这句话一字千金，对言论自由的体认已经深刻到令今人叹服的地步。他持的是一种纯粹的个人主义的立场，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康氏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任《民立报》主笔，不久自己创办《雅言》杂志，风行一时。蔡元培长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康氏作为新闻业者，必须要求自己持独立的民间的立场，发表个人的看法和议论；而作为民选代表的议员们，却身负为民请命的重任，充当民众的代言人。
    言论自由有两个方面，一是议会内的自由，一是议会外的自由。《新世说》中“陆鸿达言者无罪”一则，观念已经极为先进。陆鸿达于北京发刊《帝国日报》，以延吉铁路事，痛诋外交当局某。一日相晤于公宴座中，某诘之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陆徐答之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时流以为隽语。在中国历史上，“言之者无罪”从来就是空谷回音、天方夜谭。就连“腹诽”也被列为罪名之一，何况你说了出来？帝国时代，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能灭族。谁还敢随心所欲地讲话呢？而在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者看来，言论自由是其他所有自由的前提，没有言论自由，一切自由都无从谈起。陆氏有“言者无罪”的认识，不愧为做惯了古老帝国臣民的中国人中的佼佼者。
   《新世说》里记载了好些民初人物讲演的情况，可见当时的政治家们已经把讲演作为一个获得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讲演可以接近民众，赢得民心，可以展示自我的才华，树立自我的形象。从古以来，要当官只需要有做八股文的本领，而不必有讲演的才能。现在不一样了，讲演成为政治家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孙中山、宋教仁于沪上演讲”一则记载，沪上为人文荟萃之地，政治家多于其地开演说大会，为舆论之先河。民国而年，宋渔父在国民党支部，演说袁政府种族失败。民国五年，孙中山在张园演说五权宪法。各畅论至数小时，众皆叹服。”孙宋二人在民初政坛上地位崇高，首先因为他们所坚持的政治理想是崇高的，而他们一流的演说才能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演讲已经被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当作领导舆论和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来使用，其效果似乎超过了文字。“梁启超虎坊桥演讲”一则，记录梁启起超演说的风神，栩栩如生。“梁任公为近今大政论家，其演说娓娓动听。民国五年，在北京虎坊桥演说宪法之纲要，与党固极服膺，即敌党亦无以驳之。”梁氏之演说在近代是一绝，他的影响力主要靠文章和演讲。他的文章能够动摇人心，他的演讲也能够动摇人心。梁启超一生所作的演讲，与他所写的文章一样多。
   民初国会堪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就在这大混乱中，议员们开始了演说才能的较量。《新世说》“国会演说大家”一则记：“民国二年，正式国会成立，以四月八日开会，议员八百余人，时有八百罗汉之称。其中演说大家，不过数子：张蓉西(耀曾)、汪衮甫(荣宝)，津津以道，有轻裘缓带之风；李硕远(国珍)、谷久峰(钟秀)，侃侃而谈，有剑拔弩张之概；至褚慧僧(辅成)、王幼山(家襄)，则不以言语见长，而登台发言，诚恳自能动人也。”这里对六位议员讲演风格的点评，言简意赅，点到为止，没有价值高下的判断，却有无穷的余味在文字之外。所谓“议院”，核心就在一个“议”上，唇枪舌剑，全是针锋相对。没有冲突和矛盾，不能成其为“议”。议员不是应声虫，议院也不是一言堂。我在最近的电视上看见台湾议会中的情景，他们已经由“斗嘴”发展到“比武”的阶段，会场上拳脚交加，你来我往，各显神通。比起“文斗”的民初的议会来，“武斗”的台湾议会倒也别有风味。《新世说》还记载了一些外交界才子的风采，如“王正廷英语娴熟”一条：“王儒堂好著西服，风度翩翩，其演说能于俄顷之间，以英语译成华语。曾于美人李佳白欢迎议员会中一见之。”王曾任外交次长、工商次长、总长以及参议院副议长。民初政坛上，才华横溢的人物倒也济济一堂，并不像我们后来所想象的那样全是蠢材和废物。
    满清帝国崩溃以后，中国人第一次享有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尽管这种自由也受到种种限制，而且仅止于上层人士，远远没有深入到民众之中，但这毕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路漫漫其修远兮，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人还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