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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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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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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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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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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美容术

   沪上美容术
   
    生为上海的女子是一种幸福,因为她们能够领全国时尚之潮头,能够穿上最新的时装,能够戴上最好的首饰,能够享受最佳的美容术。这种不争的事实,从上个世纪末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末。我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在王安忆的长篇《长恨歌》里,都能看到上海女性的这种自豪感。实际上,西方美容术也是最早在上海滩登陆的。汪康年之《汪穰卿笔记》中,对此有一则生动的记载。汪氏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在他不以为然的叙述语气中,读者能够感受到新潮对旧习的强烈冲击。颇为吊诡的是,原来最受压抑的女性,现在充当了尝试“第一颗西红柿”的急先锋。
   咸丰年间,苏州人朱剑吾在上海昼锦里经营的“老妙香室粉局”,集产销于一体,前店后场,以香粉、生发油为主要产品,为沪上首家化妆品工厂。至清末其生产的香粉、香油占领了上海及浙江的市场。后研制成护肤“宫粉”,因受到皇家青睐而销路大开,为扩大营业,粉局迁至汉口路锦昼里。锦昼里因香粉工场、化妆品经销店汇集而几乎成为一条脂粉街,被称为“香粉世界”、“女人街”。化妆品、饰品的更新,促使女性形象更加个性化。到了民初,女性妆饰比之晚清又是一大变。丁悚笔下的《上海时装图咏》与吴友如在《点石斋画报》中所展示的女性形象,其间虽间隔不过三十年却有隔世之感。上海女性进入一个“美的觉醒”的时代。
   在汪康年的笔记里,我发现了关于上海第一家美容店的记载:“近有欧妇名吉凌汉者,初至上海,自言能为人修治面目,黑者白之,污者洁之,疵点者删之,麻陷者填之,闻价格颇巨。余意此恐无人过问,或侨留之西人耳。不意业乃大盛,凡官场及大商家、阔买办之少女、宠妾就请修治者不少。初时每人不过二三百金,后至千余金,吉凌汉乃大获利。而力能求治者,已倾箧而去,吉乃复思行其道于京。闻所携药料至三巨箧,至京住卧车饭店(俗名六国饭店〕。前一星期休息未出,第二星期已得八百金。闻有度支部员某携其妾来,欲去其面上之数粒麻点,吉索四百五十金。部员曰:‘吾买之尚不须此。’后减至二百五十金。此第发韧之始耳,以后贵胄名族联翩而至,不知又将括吾国金若干以去。噫!吾不解吾国之金钱何若此之多也,亦可谓无心肝之至者矣。”

    可以明显地看出,汪氏的不满,并非对美容本身的不满,而是对外国人赚了我国的钱而产生的不满。这种不满渗透了浓重的民族主义观念,这是弱国士大夫的通病。另一方面,作为大男子主义者,他不可能体会到女子的爱美之心。他指责去美容的人“全无心肝”,不过是一句愤激之语而已,起不了任何作用。那时,已经没有人听这群酸溜溜的文人所发的牢骚了。上海的新潮女性任性而行,把“美”和“新”作为追求的目标,任你文人拿出怎样的道德标准来,她们只会当作耳边风来处理,甚至连耳边风也不如。汪氏估计美容店会无人光顾,他彻底地错了。这也说明,文人已经对他们所处的变动的世界失去了基本的把握,也无法用自己旧有的知识资源来左右他人的思想和行动了。
   汪康年的这则笔记,给了我们许多有趣的信息。其一,西风东渐,是首先到上海,再从上海波及北京。领时代潮流的不是往日的帝国首都,而是蒸蒸日上的、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北京对全国的影响力急剧地下降了,上海的地位凸现出来。最有钱的是上海的商人,其次才是北京的官僚,上海的商人渐渐独立于北京的官僚,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康乾时代的淮扬盐商,虽然也豪奢一时,但几乎完全依赖于帝国体制的漏洞来获取暴利,所以仅仅是官僚的尾巴而已。而此时的上海,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买办阶层,他们拥有巨大的消费能力,成为高消费的代表。
   其二,上海产生了对于美容业的巨大的消费欲望,因此这个刚刚开拓的市场有着开发不尽的潜力。吉凌汉的提价是因为供不应求,按照商业的原则,她提价是理所当然的。而汪氏的文字后面隐藏着一种道德评判的标准,他认为应当奉行“公平”的原则,谋取暴利是一种坏的行为。他无法理解现代商业的运行规律,除了愤怒以外不能作出别的建设性的意见,他不可能作这样的设想:现在上海女性有巨大的美容消费的需求,我不妨投资来开一家美容店,一定能大赚一笔,而且能使外国人赚的钱落到中国人的腰包里。仅仅谴责吉凌士是没有道理的。吉凌汉和她的消费者都是无可指责的——仅仅从买方与卖方的交易的意义上看。当然,贪官奸商的金钱来路不正,又另当别论了。
   其三,就女性而言,她们对美容的参与是积极的、自动的。过去是文人掌握了知识,并把知识作为一种权力来控制别人;现在是女性走在时代的前面,让整个社会跟着她们的感觉走。1920年代初,沪上流行的烫发、旗袍、丝袜、高跟鞋,已经勾画出摩登女郎的大体轮廓。西方审美眼光对女性妆饰的影响已涉及女性整体形象的重塑:化妆品的使用以肤白发黑为目标,冬季有雪花膏,夏季用雪花粉、爽身粉、香水,护发则有生发油、凡士林等。上衣款式多参照西装,一般长二尺而三寸,袖短露肘,袖口大七寸。低领,衣下摆成半圆形,以显示腰部身段曲线。此时此刻,无论文人说什么,领时代潮流的女性都不会听了。
   服饰的解放是思想和精神解放的一部分,当年沪上女性的勇敢让后人追慕。当年,美容店独一无二;今天,美容却成为都市人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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