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何物？
   
    “认识自己”是埃及狮身人面像下面的一句鼎鼎大名的箴言。对人自身的认识，在中国文化里一直就是空白。中国古代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却对人自身的状况没有任何的认识。中医里关于人的身体结构的阐发，全是异想天开，荒诞不经的观念。中国画里的人物一向画得极其糟糕，我曾看过吴道子所画的名作，所谓“吴带当风”，我觉得说得玄乎其玄，画上的人物连基本的比例都不符合。中国人不懂解剖学，没有这个前提，哪能画好人物呢？
    晚清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所到的第一站就是上海。孙玉声之《退醒庐笔记》谈及此处，精彩纷呈。孙氏1890年以后，长期在上海从事新闻写作事业，是上海报界的老前辈，对旧上海的风俗掌故极为谙熟。《退醒庐笔记》是其专谈上海风俗轶事的代表作，妙笔生花，引人入胜，既有志怪作品的风味，又是自己亲身所历之实事，时代色彩极为鲜明。
    “蜡人院”一则写沪上蜡人馆的情形，是最早的关于介绍蜡人与现代医学关系的文字。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不少描写蜡人的文章，但都是以一双好奇的眼睛去看，所看到的是蜡人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的艺术价值。文人重艺术，这是很自然的情况。但是，很长一段时期，没有人能关注蜡人与医学的关系，这恰恰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思维误区。孙玉振是第一个换一种眼光看蜡人的文人，仅凭这一点，我就把十足的佩服奉献给他。孙氏在开头写到：“西人以蜡制成男女老幼人体，毛发毕现，脏腑齐全，不特供人瞻赏，且可为研席医理之用，故较石膏所制偶像，尤形精美。”这一见解，今天看来平淡无奇，但在上个世纪之交，却难能可贵。蜡人第一次运到沪上时，孙氏亲身前往参观。当时，蜡人院设在英租界福州路，有蜡人形体数十具，以玻璃厨置之。

    蜡人院里的蜡人，引起孙氏注意的有这么几具，其中之一是：“西国某名将，因战枪伤肺叶，体中藏有机括，开时口眼皆动，且发声作呼吸状，喉间约略可闻，几与受创后垂危者无异，而伤处枪子宛然血痕狼藉，尤为惨目。”这个蜡人的制造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重要的不是其艺术的逼真，而是对伤口的表现，这对战场抢救伤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二个蜡人是：“一美女明媚绝伦，玉体横陈，供人解剖。经院中人去其如花之面，唯见血筋与肉，令人心坎为之一惊。旋再去此一层，则赫然即为骷髅，大足使恋色者顿时猛醒。唯时解衣揭视体之内部，则凡肝脾肺肠胃诸属无一不部位井然，其形酷肖，深叹技师制作之工。”这里，孙玉振不禁又露出他中国旧文人的习性来，从科学想到人文，从蜡人想到佛学，时时不忘记寻找劝戒的材料，贯彻其道德教化的良苦用心。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文人最害怕一个“色”字，从明代的话本小说三言二拍到晚清的笔记，对“色”的谴责比比皆是。既有中国自身文化的惯性，有受佛教的影响，使中国文人见“色”变“色”。第三个蜡人：“另有剖视胎形之种种女体，与染患梅毒之种种男体，及天阉阴阳人等种种怪异之体，虽于另室陈列，且俱只制半截，究觉得有碍观瞻，捕房因严加阻止，盖为风化起见，其禁约不得谓苛也。”两种观念的冲突在此显示地十分突出，什么叫“有碍观瞻”？谁有权力去决定别人的观瞻？正常的医学展示和普及，却被意义含混的风化所扼杀了。这不能不说是天大的悲哀。而且警察部门参与此事，更使之显得滑稽可笑。警察有警察的职责所在，警察干预所谓的“风化”，充当“风化警察”，这是对科学和文明的亵渎。西方蜡人第一次出现在上海，人们总是充满了好奇心，到了第二次、第三次，人们就索然无味了。正如孙氏所记：“逮后第二、三次又有此内蜡人陆续抵沪，陈设张园等处，观者亦以数见不鲜，类皆不复注意矣。”
   孙玉振所记的另一则更有趣的事情是“透骨奇光”。孙氏对西方人的求知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西人研习科学，不惜殚精竭虑以期克底于成，绝无浅尝中辍之弊，以是时有新学发明，利为世用。”这是一种较为客观和健康的观点，没有一定的西学背景，没有一种开放的胸襟，说不出如此精彩的议论来。接着他开始介绍能够透骨的“奇光”：清末有一名外国光学家制成一种镜子，带到沪上，陈列在福州路某洋房里供人参观，说能够在暗室中隔着衣服照见人身骨节肺腑，并且不论是铁制还是木制的盒子里所藏的物体都能了如指掌，纤毫无遗。“余闻而异之，因与四明张卿同往视之。则见黑室中有晶莹之小镜藏匣内，就而烛之，余之掌心顿时透明，筋骨毕露。且见血液涌动如水波之起伏不定。张君出身畔小洋箧照视，内有大小银元历历可数，相与骇诧不已。虽隔衣可见脏腑一说，以镜小光微，未见十分洞澈，然似此奇境，实为生平所未睹。归后因于《新闻报》揄扬之。缘此光当时未有定名，乃以‘透骨奇光’四字名之。今医学家所用之爱克司光，实即发源于此，唯光力已大于当时数倍，故得无微不显，人身受病何处，即可于何处施治，竟成医家唯一之利器，诚千古未有之创制也。”
   中国文人对于新生事物有这样强烈的向往和这样深刻的认识，在晚清以前是不可能的。孙玉振早年也曾涉足科举，后来却到上海，成为最早一代自由报人。他广泛的接触了西方的现代科技，并通过报纸大力介绍新鲜事物，而且抱着欣赏的、学习的态度，而不是猎奇和贬斥的态度。崭新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由此而萌芽。他们不仅尽力去了解变化的外部世界，而且也着力去了解人自身的状况。“人”究竟是何物？从无知到有知，其实中间就是一层薄薄的纸，关键看有没有捅破它的勇气。在孙玉振这些自由文人的身上，我看到了这种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