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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历史是一个谜。
近代中国的历史更是一个谜。
在时间长度上,相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漫长的文明史而言,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近代的历史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然而,就文明形态的进步而言,近代史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内涵——西方文明本体上的强烈冲击,新旧时代的嬗变更替,理性和情感的对立与交融,社会结构的变动与位移,心理与行为的矛盾冲突……近代社会的中国人被抛入了一个既不可爱也不可信的世界里,对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的认识都不尽相同。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正史从来都是为帝王将相作的家谱,真的历史在笔记和野史中。英国哲学家波普也曾愤怒地谴责虚伪的历史学家和他们所撰写的虚假的历史:“这种残酷而幼稚的事件几乎从来不涉及真正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件。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在中国,幸运的是,有一种描述历史的方式稍稍保存了历史的原生态,这就是笔记。看待近代中国,笔记是一个极好的视角。二十六史和《资治通鉴》,是死的历史,而笔记则是活的历史。前者是一面把脓疮照得艳若桃李的镜子,后者则是一面破碎的镜子,每一个破碎的镜片里,都能看出大大小小的历史的真相来。
在末代,笔记作为一种文体,往往呈现出极其繁盛的面貌。末代所有的一切都在衰败,而只有笔记兴盛。笔记也许就是一种末代的文体。因为到了末代,文人感触最深切,前面的一切还看不透彻,朦胧而暧昧,他们无法整合出一个完整的社会图景来,所以选择了零碎的笔记文体。只有笔记在描绘他们当下的生存处境时,才显得游刃有余。先秦以来的笔记文体,经过长期的发展,蔚为大观,成为一门中国人独特的学问——掌故之学。清末民初掌故大家瞿兑之曾说过:“通掌故之学者是能透彻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与夫政治社会各种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实际运用情状。要达到这种目的,则必须对于各时期之活动人物熟知其世系渊源,师友亲族的各种关系与其活动之事实经过,而又有最重要之先决条件,就是对于许多重复参错之屑琐资料具有综核之能力,存真去伪,由伪得真。”清末民初是一个尴尬的时代,前不挨村,后不着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而这又是一个热闹的时代,各种人物,各种思潮,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是继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罕见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它的缺憾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它的混乱就是它的活力所在。
清末民初的笔记有如汗牛充栋,读不胜读。我选取了五十多种较有代表性的笔记著作,在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知识背景之下,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我读出了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涌动的新潮。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尽管看得不深入、不全面,但“看”这个动作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小到对洋灯洋火、照相术、美容术、股市这些形而下的事物的关注,大到对西方法律、言论自由、个人主义这些形而上的理念的吸收,都让后人钦佩不已。最可贵的是那一颗颗的好奇心。二是困惑的人物。在夹缝之中的人们,苦苦寻找生存的位置,或极端或中庸,或逃避或直面,或被昨日之流挟裹而去,或勇敢地投入的明天的征途之中。用好与坏来判断他们的所作所为太简单了,必须深入到时代的内核中去分析隐在的原因。无论保守还是激进,都是此一时代特有的保守和激进,在彼一时代里不可能重现。三是锐利的眼睛。笔记作家们一般都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他们看到了正史作者们看不到的东西,例如麻将的起源、流传和变迁,在正史里我们绝对看不到,而在笔记里却描述得一清二楚。纤毫毕现是笔记最大的长处,大人物的小缺点、大社会的小断面,在笔记中如同满天星辰,闪闪发光。四是创伤的文明。文明发展到这一步,已然伤痕累累,文明的负面因素如山洪一样爆发出来。文人都是中旧文化的毒最深的那一群人,他们当然有着切肤之痛。科举的弊端、体制的僵化、文化的死灭、自身地位的直线下降……都给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心灵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们终于开始了反思和批判,他们的反思和批判是五四一代人的垫脚石。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过去的探究无一不指向当下的生存,这就是历史的意义所在。文明又走到了一个世纪的尽头,山重水复疑无路,再回首翻看往昔的故事,我们也许能够获得崭新的全面审视我们自身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文化资源。历史永远是一个民族获取理性力量的巨大的认识对象,历史是思想者的事业。近代笔记是一笔尚待开采的处女地,历史学家、文化史家、社会学家……所有人文社会领域的学者以及一切对过去和未来怀有好奇心的人们,都应当更加重视晚清这一特殊时代所具有的历史启示和笔记这一特殊文体所承载的文化财富。
几年来对清末民初笔记的搜集和阅读,几个月来废寝忘食的写作,这本《尴尬时代》终于完成了。我所做的,只是在无穷的流沙中捧起一小把沙。捧起更多的沙粒和更艰苦的沙中淘金的工作,有待朋友们一起来做。
1998年8月于京郊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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