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白头宫女的闲话
   
   王安忆是一位我曾经很喜欢的作家。说“曾经”，因为现在我已经不喜欢她了。
   最近，一连读了王安忆的三本新书《妹头》、《富萍》和《剃度》，一本比一本让我感到深深的失望。我不禁想问：当年那个才华横溢、思想锐利的王安忆到哪里去了呢？

   这三本新作中的王安忆，仿佛是一名“闲话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唠唠叨叨地说些散发着腐烂气味的陈年旧事。不，她比白头宫女还不如，因为白头宫女诉说的至少是自己的往事与随想，而王安忆讲述的则是她自己也捉摸不定的故事。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王安忆是中国当代女作家中最有潜力、也最大气的一位。然而，在九十年代的喧嚣与骚动之中，王安忆已然停止了自己的独特思考，毫不掩饰地向市民文化抛媚眼；她已然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探索，仅仅是在诉说中寻找着浅薄的快乐。她的写作，已经与她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连；而她的生活，也日益定格在书斋之中而日益枯竭。
   丹麦思想家齐克果曾经说过：“在我们时代，著书立说已经变得十分无聊，人们写出来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思考过，更不必说亲身经历了。所以，我决心只读死囚写的书，或者读以某种方式拿生命冒险的人写的书。”而王安忆自己也在复旦讲稿《心灵的世界》中说：“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再阅读王安忆。她已经成为了大上海一名平庸的中产阶级——不是年轻的、充满活力和叛逆精神的、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且是中年以后的、基本丧失了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凝固”的资产阶级。在她最近几年的小说乃至在报刊上发表的若干散文随笔中，我看不到王安忆有任何的激情，而激情正是包括王安忆在内的所有文学创作者的生命所在。
   今天的王安忆，已经不再是昔日那个纯朴大气、个性鲜明的王安忆了。昔日，王安忆在《荒山之恋》中展示过观念创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也通过元气淋漓的《小鲍庄》一跃成为“寻根文学”的一员大将。在《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则为我们展示了她作为学者和思想者的才华。《纪实与虚构》是一部遭到读者和评论家双重的忽视和拒绝的作品，但恰恰是我最看重的作品。她是较早走出“寻根”阴影的作家之一，她由“寻根”走向创造。在洋洋洒洒三十多万字的《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与其说是在搜寻和考证自己的家族历史，不如说是在拓展与创造自己的心灵历史。她在后记中说：“我虚构我的历史，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这是一种生命性质的关系，是一个浩瀚的工程。”她找到了近代以来已经被奴化的上海与跃马横戈的古代漠北之间的血脉关联。在这部“不像小说”的小说中，王安忆全面地展示了她在当代中国女性作家中独一无二的思想方式和思想能力。“好的小说就是好的神话”，不管成功与否，她至少在主动地作这样的尝试。
   再后来，就是风靡一时的《长恨歌》了。在才情挥洒自如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王安忆明确表露出欲与张爱玲争锋的雄心。在《长恨歌》之前，讲述旧上海的故事，几乎是张爱玲一个人的专利；在《长恨歌》之后，王安忆则拥有了这座殿堂中一把稳固的交椅。虽然数十万言的《长恨歌》开篇不凡、最后却草草地收了尾，并没有真正超越张爱玲那些透视人情世故的短篇，但它刚刚摘取了茅盾文学奖，毕竟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在当代作家中，没有谁比她更有资格来为上海命名，王安忆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王安忆的上海”，这种说法并没有丝毫的夸张。
   其实，在《长恨歌》中已经蕴含了一种“王女才尽”的危机。读这部长篇，越到后面，我便感觉到她语言的罗嗦、句子的冗长、段落的粘连、思路的迟钝。《长恨歌》开始于一个遥远的时代，王安忆运用她的想象力，能够在那个她没有生活过的时代之中挥洒自如；《长恨歌》结束于一个触摸得到的时代，王安忆却对这个自己也生活中其中的时代失去了基本的把握——她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这个故事了，只好匆匆地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个悲惨死亡的命运。这是一部“虎头蛇尾”的小说。
   王安忆缺少张爱玲的那种对孤独和寂寞刻骨铭心的感受，王安忆的生活太热闹、也太顺当了——知青时代，她下乡也是在离上海不远的乡村里，没有吃过什么苦。张爱玲的贵族味道是天生的，王安忆的贵族味道则是自己调制出来的。张爱玲的苍凉是“落了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的苍凉；而王安忆的苍凉则是在咖啡馆里看老月份牌的苍凉。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王安忆走不出上海。上海人很少愿意离开上海的，即使是短暂的离开——当然去欧美和日本除外。王安忆也走不出她既定的生活圈子。她赶上了新时期以来任何的一个文学潮流，她从来没有落伍过。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追赶之中，她的独特性、她的天才被挥霍掉了。这是一种作家本人没有意识到的得不偿失的“追赶”——通过这种追赶，作家个人诚然获得了荣誉，但作家的作品却失去了最本质的东西。王安忆在复旦的第一堂课中就强调说：“我们也许会发现，在现代的文学中，作出更大贡献的往往是身处现实边缘的作家，比如犹太人，妇女，少数民族，同性恋倾向者，残疾者，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所处位置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缘故，他们比较自由一些，可以纵情他们的想象，背叛真实和自然。”这段话讲得很好。但在讲这段话的时候，王安忆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不是老是处于聚光灯的中心？
   我不禁为王安忆担忧：她已经进入了中年，进入生理上的“更年期”；而作为一名优秀的女作家，她能够逃避开文学的“更年期”吗？
   读《妹头》，读《富萍》，我更像在读池莉的文字。池莉代表了某一类型的女作家——为市场而写作。池莉写的是武汉的小市民，王安忆写的是上海的小市民。武汉的小市民，俗便俗到底了，在这种彻底的庸俗中，倒也透露出一种善良且真诚的可爱来；而上海的小市民，虽然骨子里极俗，却还得装出一种优雅和高贵来，即使穷得家徒四壁了，还要在头发上抹上点猪油，油头粉面地走在淮海路上，这种伪善令人厌恶。然而，王安忆却充满着赞赏、把玩的态度来描述这一切——她一点也没有想从中挣脱出来的意思。
   王安忆被自己悬在了半空中。她既不了解最底层的惨痛的生活真相，也不了解真正的“上海老贵族”们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传统。她是上海的外来人。她写不出如同茅盾《子夜》里的那些资本家来——而在这个变动的时代，这些生机勃勃的资本家才是上海的灵魂。她只好去写苏北来的小保姆。
   最后总是无奈的妥协。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王安忆语言上的拖沓——她本来是一位极有语言天赋的作家。在《剃度》的第一页，她写一条弄堂，堆砌满了“行人呢，更是将这里当做马路”、“其实呢，它也更像是马路”、“它就更像一条马路了”这样莫名其妙的句子。像是什么都说了，其实什么都没有说。她不停地将同义词和反义词聚集在一起，看得人头昏眼花。第一流的语言就是洗练而干净的语言，而最末流的语言就是罗嗦而重复的语言——我很遗憾：王安忆不自觉地从前者滑向了后者。
   我没有对王安忆绝望，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她对自身以及环境的超越——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必须的。如果她不能完成这种超越，她的创作生命就彻底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