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被丑化的先驱
   
   我曾经听过一个关于李鸿章的笑话：李鸿章访问英国的时候，英国首相要陪同他打一场网球。身穿黄马褂、脚蹬朝靴的李鸿章断然拒绝了，他勉强同意坐在看台上观看“这种野蛮人的运动”。英国首相只好跟外交大臣一起打了一局。当两人汗流浃背地跑上来询问这位大清国的重臣观看比赛有何感受时，李鸿章慢慢悠悠地说：“首相大人，你何必亲自受这个苦呢？在我们文明的大清国，这种粗活一般都交给下人们去干，有身份的绅士不会不体面地为了一个小球而跑来跑去。”
   类似的笑话还有很多。对于李鸿章来说，最不幸的并不是身后有许多讽刺挖苦他的笑话，而是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官方史书中，他一直以相当负面的、“卖国贼”的形象出现。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著名的电影《甲午风云》中，与光彩照人的邓世昌形成鲜明对比的那个衰老无能、怯懦卑劣的“李中堂”。然而，这种漫画式的形象，究竟能反映出几分的历史真实来呢？

   《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是在海外享有盛誉的近代史学者刘广京、朱昌峻、康念德、庞百腾等人关于李鸿章的一本论文合集。这不是由一人之手执笔完成的、充满有趣的细节和故事的传记，而是略显枯燥的、却将原始材料与理性思辨融合在一起论文集。以这种方式写成的“评传”，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除了导论和结论部分以外，中间的四编分别为“李鸿章的崛起”、“扮演全国性官员角色的李鸿章”、“作为外交家的李鸿章”、“作为近代化倡导者的李鸿章”，它们相互独立，却又全面的展示出李鸿章在中国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在“作为近代化倡导者的李鸿章”这一编中，三位历史学家分别阐述了李鸿章与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和北洋海军的关系。它们正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成功的三项近代化事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煤矿、铁路、电报、轮船、纺织、机械制造、交通运输以及信息企业，无不与李鸿章的推动和支持有关。虽然不能说没有李鸿章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李鸿章，中国的近代化一定会慢上好几拍。
   在李鸿章一生的诸多事业之中，最受争议的是外交。他的最大的敌人既不是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者，也不是更难以对付的西方列强。他的最大的敌人在朝廷中——是心胸狭窄、见识短浅并挪用军费、开支无度的慈禧太后，是那些比他年轻气盛的清议派。刘广京教授指出：“清议批评者所理解的李鸿章，是一个因缺乏爱国心而不断向中国的外部敌人出卖国家利益的人。”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李本人是在传统的儒家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忠君爱国者。如果按照他的思路开展对日外交，给中国带来深刻耻辱的甲午战争就有可能避免；如果不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抱病与列强周旋，义和团运动所带来的灾难真不知道如何收场。因此，我同意刘广京的基本判断：“李毕生对外国的意图始终怀疑。他同外国人的所有打交道中，都坚持维护中国的利益。”
   在外交场合，李鸿章几乎是唯一受到西方尊重的中枢重臣。刘广京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大师，在可能的采取坚定立场的少数情况下，他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在不可能的时候，便作出的最小的让步。”尽管聪明过人，李鸿章手上掌握的资源却极其有限。外交是实力的推展，外交家一般是“多财”方能“善贾”、“长袖”方能“善舞”。但是，由于没有国家实力在背后支撑，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落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后人对他的苛刻评价证实了这一点。
   当清议派以僵化的爱国主义姿态打扮自己时，李鸿章却宁可采取微妙的方式方法，这样一种方式方法要求中国在特殊的情况下屈服让步，他最终的目的仍然是中国尽快臻于自强，以便能够免遭外国的控制。然而，他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却不为清议派们所理解和认同。不幸的是，清议派们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也就掌握了舆论上的主动权。他们可以什么事情也不干、或者惹出漏子来让别人帮助弥补，他们却永远正确、永远光荣、永远理直气壮。他们给李鸿章及其近代化事业造成了致命的伤害。《评传》深刻地分析了李鸿章与清议派的分歧，只有厘清这种分歧才有可能为李鸿章摘掉“卖国贼”这顶大帽子。“清议派提出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经书基础上的僵化的思想意识作为参照框架。”他们对“外夷”强大的现实无知得可怜，他们选择的行动方针很少切实可行。作者对这些“正义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由于他们设想中国可以在多选择中作出抉择，而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完整，中国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即使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也在所不惜，他们就不仅盲目无知，而且是不负责任的了。”
   在致力于近代化的道路上，李鸿章的思想境界和实践经验都远远超过了跟他同代的官员们，甚至曾国藩、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都无法与之相比。梁启超评论说：“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学者袁伟时指出，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李鸿章就注意到了西方思维方法变革的历史经验，力图从中汲取教益。李鸿章说：“阿（亚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培根）氏。”褒扬培根、贬低亚里士多德，无非是他反对复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同时，李鸿章的身边也聚集起了当时最有才华和创新能力的一批知识分子，如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他给予他们巨大的支持和尽可能的保护。如果没有李鸿章的支持和帮助，中国近代知识的传播与更新都将更难推进。
   当然，李鸿章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时代局限性。他的思路和魄力都赶不上日本首相伊腾博文。袁伟时说，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他本人也不脱平庸。当他访问俄、德、法、英、美、加六国之后，虽然被欧美文明深深震撼，“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但他依然只关注西方的科技和军事，而没有意识到中西方在政治制度、文化理念和民众信仰等方面的深层差异。他也不可能在这些方面作出任何卓有成效的尝试和努力。于是，他的曾经辉煌的事业，到最后都可悲地搁浅了。
   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李鸿章心力交瘁地离开了他力图改变的、正在破碎的旧世界，他的遗憾比满足多，他的失败比成功多。然而，正如《评传》的作者所说：“他一生都显示出个人勇气。他的干劲和执著，在缺乏敢于作为和甘于奉献精神的官场中有如鹤立鸡群。在资金靠不住、批评攻击不断会使一个平庸之人沮丧的时候，李鸿章实现绝大部分自强计划的成就就令人瞩目。……尽管他有个人的弱点和众所周知的失败，他的全面纪录却是一个在他个人和他的国家都十分困难的时刻取得重大成就的纪录。”他的被丑化成的愚蠢的官僚和无耻的卖国贼的形象，理应得到重新的修正；而他的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的形象，理应得到积极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