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里的童心
   
   今天，在北京秀水街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门前，每天都排着长长的等待签证的队伍。在这些神情焦灼而充满渴望的人们当中，大部分是来自各大著名院校的优秀学生，他们手中拿着托福和GRE考试的高分成绩单以及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和朋友，对于他们出国留学的选择，一般都表示支持和赞同，有的甚至以他们出国为荣。据说，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中国第一流的学府之中，许多学生从一进大学的那一刻起，就打定主意要到美国留学，他们大学四年所有的努力都瞄准这个人生目标；据说，有的班级几乎是整个都飞到了美国，如果在美国某地召开同学会，能够做到一个同学也不缺少。今天，大概没有人会用孝道、忠君观念、华夷之辨、“爱国主义”等理念来谴责年轻人出国留学的行为了，然而，在一个世纪以前，晚清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遭遇。他们勇锐地走出的第一步、他们被突然中断的学业、他们那在东西文化的夹缝里苦苦挣扎的童心、他们那如同大海中的孤舟一样坎坷而飘零的人生道路，即使是在百年以后的今天，依然让我们同情、叹息和深思。石霓所著《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一书，将晚清留美幼童的命运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一个重要步骤来考察，从一个具体细致的侧面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当我读完全书，真正“以史为鉴”地去观察那些排队等候签证的同龄人的时候，又是另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派遣幼童留美，是洋务派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幼童得以成行，关键依赖于两个人物：一是洋务运动的灵魂人物李鸿章，二是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虽然长期以来被描述成“卖国者”，实际上李鸿章才是晚清官僚阶层中最具忧患意识和世界眼光的、真正以实干和改革来救国的爱国者。正如石霓所指出的那样，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大多数中国士大夫如果不是忿恨不平的话，便是麻木迟钝。即使意识到危机的降临，传统文化的包袱却让他们难以接受新文化、新思想，进而应对千年未有的挑战。而李鸿章与传统士大夫不同，他是目睹危机而态度现实足以看到世局剧变的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他不仅认识到西方各国的侵略本性，而且对中国的危机充满了紧迫感和现实感。在洋务运动的初始阶段，他主张在技物层面引入西方文明；而当洋务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他则毅然接受容闳的建议，力排众议，派出幼童留学海外，并希望由此锻造出既忠于祖国又洞悉世界大势的新人。所以，李鸿章一直对幼童留学给予巨大的支持，不仅敦促朝廷的资金迅速到位，而且调解派驻美国的督学官员之间的矛盾；不仅直接关心幼童的学业，而且多次为这一备受争议的事业辩护。

   其次，作为“孤独的边缘人”的容闳，面对强大的传统文化的惯性，在众人的辱骂和非议中，一手策划了这一划时代的事业，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于幼童留学事业来说，如果李鸿章堪称一名上层的支持者和谋略家的话，那么容闳就是事无巨细地进行实际操作的“大管家”和经手人。当时，容闳面对的是道德至上主义者们冠冕堂皇的指责，面对的是“汉奸”这样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后来，他的事业归于失败，自己也不见容于祖国，不得不远托异邦、埋骨于天涯海角。但是，容闳那拯救处于专制深渊中的祖国、使之走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道路的理想，并没有因此而破灭。他自己走向了世界，并引领更多的同胞走向世界；他自己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并启示更多的海外游子也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容闳的道路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的“当下性”。
   石霓写作本书——也是她的博士论文，研究手法采用的是几何学中的“平行三线”法：以留美幼童为上线，也是明线；以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为下线，也是暗线，对上线起陪衬铺垫作用；而贯穿其中的中间线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心观，这条中间线决定着上下两线的命运。这本著作中，最吸引我的是作者使用人格心理学理论分析留美幼童人格的那一部分。首先，幼童们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生涯，极大地改变了他们单一的传统人格，他们中的许多人直接生活在普通的美国家庭中，接受与美国同龄人同步、同质的现代教育。经过几年的熏陶，现代人的人格、理念和行为方式逐步地在他们身上奠定了起来。比如，这些孩子一般都热爱运动、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从愚昧走向文明、从盲从走向独立、从权威走向平等、从专制走向民主，“融合了中美文化最佳的传统”，成为中西合璧的优秀人物。
   然而，他们在猛烈地发生着变化，祖国却跟不上他们变化的速度。当他们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更加剧烈的冲突产生了。本来他们是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归国的，以为自己在西方学习到的先进文化能够迅速在国内发挥作用，并大大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没有想到，国人却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国人的嘲笑、奚落和鄙视，本土文化的敌意和排斥，让他们处境尴尬。在甲午战争之后留美、后来成为外交家的颜惠庆，曾经在自传中这样说：“政府一面很想利用我等所受的现代教育和所具有的新知识为国家服务，同时，又怕我们变成革命分子，推翻清朝，心里至为矛盾。”这正是晚清留学海外的青年们共同的遭遇——专制政府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他们，他们自己何尝不是苦苦挣扎于来自于四面八方的猜忌和攻击之中？这些俊杰之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美国度过的，生活相对于国内来说要单纯得多，可以暂时不受家庭和功名之累。因此，他们大都保持着一颗天真、诚恳、坚韧而热情的童心。正是这颗童心，支撑着他们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发挥出了自己的光和热。他们当中，有的服务于中国初具雏形的现代海军，并在海战中以身殉国；有的成为中国邮电通讯事业的奠基人；有的成为第一代矿冶工程师；有的成为中国自办铁路的先驱；有的充当了外交界的骨干力量。总之，虽然恶劣的外部环境大大地限制了他们事业上的成就，但他们依然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脚印。
   没有身临其境，就不可能知道个中甘苦。许多今天看起来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举动。今天那些在美国驻华使馆门前排队的青年，在一百年前就有可能被义和团的暴民们打死。同时，我又看到，“天朝大国”的迷梦和“华夏中心”的观念，还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时隐时现，直到今天中国人依然没能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有不少国人“每遇到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我俘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因为观念的冲突而导致的生命的悲剧，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发生、并仍然在发生着。如今，回首那一颗颗在夹缝里越发显现得玲珑剔透的童心、回首那一行行在沙滩上被海浪淘洗、却顽强向前蜿蜒延伸的脚印，我们能够无动于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