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石头
   
   我是一个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儿歌长大的孩子。比我年幼的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也许不再拥有这种记忆与经验。但我想，那些比我年长的人们，大概都对这首歌曲耳熟能详。
   天安门不仅是童年的记忆，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近代以来中国最为重大的事件，几乎都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辛亥革命之后，皇帝逐渐从中国人的生活中隐退，但是皇帝所代表的权威却残留在了几经整修的天安门。天安门迎接过走马灯般变换的新主人——军阀、政客、日本人以及革命领袖。对于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来说，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天安门后面的深宫大院里所发生的一切，而是天安门前面的广场上所发生的一幕幕的悲喜剧，正如他在《天安门》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天安门的前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他们抗议徒有其名的共和政府在外国的侵略面前的软弱无能，却每每被棍棒和枪炮所驱散”。《天安门》这本富于激情的史学著作，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在改良与革命的选择中的心灵痛苦与内心冲突。

   治史的快乐就在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史景迁在描述中国那难以描述的二十世纪历史的时候，选择了天安门作为不变的背景和道具。在这一永恒的道具面前，变化的只是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演员。这一次，史景迁将主角与配角的位置作了调换：在其他历史著作中长期充当主角的政治领袖，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被他放在次要位置；相反，他将一批原来处于配角地位的文人推到了灯光之下。
   《天安门》以三个人物为主线：第一位是作为十九世纪末激进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匪夷所思的是，他在晚年居然成了保守派的象征；第二位人物是作为二十年代痛苦的大学生和农民的杰出代言人的鲁迅，他取得了中国现代文学最高的成就；第三位是作为新女性代表的、集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于一身的丁玲，她对自己的创造天赋同国共两党相继制定的艺术标准之间的巨大不和谐有着深切的感受。围绕着这三个中心人物，作者还为我们勾勒了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等著名知识分子的肖像。对于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史景迁用一种学者少有的伤感的笔调写道：“尽管这些有教养的中国人声音有时似乎太刺耳，他们的姿态有时似乎太过于形式化，可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仍拥有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早些死去。但无可否认，他们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已经看出来这种特殊剧目的潜在方向，明白了这决不是那种可以让置身场外的人平安无事的戏。”这些知识分子好像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把一块注定了要落下山的石头往山上搬。
   史景迁选择的都是文人气质浓重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以文学为职业或“准职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克服着“在不得不作出日常决定时所面临的困难”、“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值得敬重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他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社会的发展却与所他们期望的方向“南辕北辙”。他们企图充当诊断社会疾病的医生，却无法开出正确的药方；他们试图宣告已然朦胧感受到的真理，大众却“左耳进右耳出”，丝毫不把他们的言说放在心上。他们的道路究竟在那个地方迷失了？他们的思想究竟受到了哪些扭曲？
   史景迁以若干文人的命运生动地向我们说明：在整个中国的二十世纪，文学和文学家的意义，被无限地放大与夸张了。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学和文学家并不具备我们以前所设想的那种决定性作用。比伟大的作家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另外一些类型的知识分子，诸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乃至宗教学家等等。但是，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后者几乎完全被忽略。专家受到文人的蔑视，而就整个社会氛围而言，专家还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怀疑和不信任。相反，在文人的身上保存着传统文化中“巫师”或者“祭师”的角色。他们被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共同要求，应当对同胞的生活负责；他们被一种他们个人无法胜任的期许折磨，应当同时从事文学之外的事业。
   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牺牲品。在义无反顾地赴死之前，他写下了不被党内同志理解的《多余的话》，声明自己“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担任一党党魁是“历史的误会”。他对经济学没有一点兴趣，也没有读过《资本论》，最喜爱的还是俄罗斯文学。正像史景迁所指出的那样：“瞿秋白把自己的一生比作一出‘滑稽剧’，他在剧中扮演了太多肤浅的角色，当过党的领袖、大学教授、翻译家、丈夫、初等教育家。”这种错位，不是瞿秋白个人造成的，而是现代中国社会进程中的难以避免的“张冠李戴”。由于缺乏受过完整的政治理论教育与严格的政治实践训练的职业革命家和政治家，文人被迫披挂上阵，甚至冲锋在最前面。最终酿成了他们个人的悲剧，也酿成了他们国家的悲剧。开不出药方倒还罢了，如果开出一张错误地药方，那么带来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显然，“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我们这里还应该大大地拓宽。它不应仅仅是指作家、文人，同样，它也应当包括那些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单一的职业者，如律师、教师、经理、工程师、政府公务员等等。如果忽视他们的意义、压抑他们的价值，社会将难以持续地、平稳地发展。而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里，文人将不再承受被夸张的命运，其角色定位将更加单纯，并逐步从繁杂的身份中剥离出来。同样，普通的中国人也必须走出纠结了一个世纪的“天安门”情结。假如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即使是自己的陋室也比辉煌的天安门还重要，那么诞生真正的公民意识就有希望了。
   搬运沉重的石头固然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悲剧美感，但是，假如我们换一种角度思考：没有了那块石头，我们是否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