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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龟”祸国论
“海龟”祸国论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大批海外留学生纷纷卷起铺盖回国。从昔日怀着梦想出国淘金，变为镀金之后倒流回国，这群人士被国人戏称为“海龟”（“海归”之谐音）。近三十年来，美国的大学培养了数十万来自中国大陆的精英人才，虽然回国者在其中仍然是少数，但足以在中国形成一个特殊族群。短短十多年间，“海龟”阶层迅速在中国大陆崛起，逐渐在政界、商界、学界占据了诸多重要的位置。
在近年来回国的“海龟”之中，确实也有不少人为推动中国大陆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他们将自己在西方世界学习到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文学教育等移植到中国，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轨。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很大一部分的“海龟”之所以回国，与其说是出于“爱国”，不如说是在这个混乱而庞杂的市场上浑水摸鱼、寻找商机。他们迅速适应了“有奶便是娘”的生活方式——在中国，掌握最大资源的主子和买家，当然是中共当局了。中国的士大夫从来都是“学到帝王术，贾与帝王家”，这些洋博士们也一样，他们知道怎样以最好的价格将自己卖掉。他们很快便成为政界、学界、商界的新贵阶层，在中国这个“悲惨世界”里，个个都能活得游刃有余、幸福无比。
于是，这些“海龟”们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表达各自那浓得化不开的“爱国”之心了：上访的冤屈者和讨工钱的民工，都被他们鄙视为没有爱国心的“庸众”。当然，他们不会忘了顺带着辱骂一下曾经求学和工作过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某些“海龟”们在出卖自己的时候，赖以同买方讨价还价的资本，恰恰是他们在西方获得的博士学位和工作履历。
以政界而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留学人员得不到中共高层的信任，因为被认为具有潜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可能。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许多有留洋背景的人士才逐步获得任用和提升，并成为中共“年轻化”、“知识化”和“国际化”的用人原则的受益者。
这是一张名声显赫的名单：教育部部长（中央委员）周济，北大党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闵维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林毅夫、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网通董事长田溯宁，亚信董事长丁健……这些“海龟”们正在对中国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海龟”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究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还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他们是在爱国和建国，抑或在害国和祸国？
周济：荼毒中国教育的祸首
在教育部的官方网站上，关于教育部部长周济的简历是这样写的：“一九四六年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一九七零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机械制造专业。一九七八年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系攻读硕士研究生。一九八零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机械工程系学习，先后获工学硕士、博士学位。一九八九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九九九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位担任过武汉市市长的技术官僚，在入主教育部之后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周济继续支持其前任陈至立的“跛脚教育”政策，大力推进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教育部成为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周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笼罩在极度不公之下，火山的潜流在汹涌澎湃。有少数人享有超过美国总统的“超级人权”，可以说堪称“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任何人权保障可言，甚至连“猪权”也不具备。教育的不公正是其中表现得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数千万适龄公民被粗暴剥夺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的未来陷入无法自拔的黑暗之中。作为最大部分的纳税公民，中国的八亿农民并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最基本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这个政权只知道拼命收税，从不为纳税人提供公益服务，却还恬不知耻地宣传说是政府养活了世界上最大数量的人口，这就是他们赐予中国人民的“人权”。在本来就已经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中，分配方式一直都是“杀贫济富”式的——教育部动辄向北大、清华这些“跟国际接轨”的名校投入数十亿办学经费，却竭力克扣内地农村中小学少得可怜的办学经费。而这些经费大都被浪费掉了。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揭露说，北大有上百名年薪数十万、上百万的所谓“特聘教授”，其实全都是在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工作的全职人员，他们仅仅是利用假期偶尔到北大来走一趟，居然就能够享受全职待遇。如此“两边通吃”式的学术腐败，让人瞠目结舌。
教育部掩耳盗铃地实施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据说也是来自于某留美博士的建议。近年来，此思路祸害中国教育大矣。当局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教育机构统统当作商业公司来经营，伸手对老百姓实施“二度剥皮”。据统计，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已经成为中国人最大的一部分开支。通过这种手段，当局等于是隐蔽地、重复地向民众收取了更高高额税收。短短数年间，高等教育学费猛增，其增长速度数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使得大量高分的工农子弟就读无门。于是，出现了百名送子女到学校的草根阶层的家长，集体露宿在清华大学的操场上的怪事；出现了因为无钱上学，无法通过教育改变自己及家庭的处境，许多接到了录取通知书的孩子在绝望中自杀的惨事。“无教育，毋宁死”成为中共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最不和谐的声音。
周济入主教育部之后，使得中国大陆的高校加速成为一部开足马力的赚钱机器，盲目扩招、滥发文凭、学术腐败，可谓“教授满街走，博士多如狗”。北大清华等名校更是大量招收各种专门为官员、老板量身定做的“工商管理硕士”等班级和课程，动辄收取数十万费用。而这部分收费大都成为这些学校的“小金库”。审计署对多所名校的财物进行审计的时候，都发现了重大问题。教育部至少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全国教育经费的大头部分被集中投入一批重点大学，致使中西部的基础教育在经费和师资上逐渐出现“青黄不接”的窘况，民谣嘲讽说：“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共和国的孩子。”江西某地的教育局甚至出台一个特殊政策：凡是乡村学校的教师，如果缴纳四万元的费用，则可由乡村调入县城。乡村的失学儿童数量连年上升，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文盲半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一事实与中共当局“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的豪言壮语形成巨大的反讽。二零零四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这位官员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她说出了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极其“惨淡”的现状。我不知道周部长以及胡主席、温总理等人是否听到过这句评语，如果他们听到之后又该作何感想。
中国教育自身已经满目疮痍，作为教育部部长的周济不闭门思过、正本清源，却在国际社会中频频作秀，表现出一副“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模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周济代表中国政府骄傲地宣布，中国政府将投入巨资在联合国设立“孔子教育奖”，奖励那些为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国际知名人士，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联合国所设立的最重要的奖项。再没有比这更加厚颜无耻的言行了——与其设立这样无比辉煌的奖项，不如先低下头去救救失去希望的、无力供养子女念书的父母，不如脚踏实地地去救救那些被剥夺了教育权的孩子们。仅在北京市海淀区，教育主管部门便野蛮关闭了五十七所专门为民工子弟提供教育机会的学校，理由是办学资质不够。关闭了这些学校之后，当局却甩手走人，并不建立新的学校，解决民工子弟无学可上的窘迫境况。一个剥夺数千万公民教育权的政府，一个不停地收取重税却始终不为纳税人提供义务教育的政府，有什么资格在联合国设立一个有关教育的奖项呢？
周济的美国的光彩照人的教育背景，并没有让他成为一名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官员。他不仅大大加速了中国教育的滑坡，其个人品质也十分败坏。周济的一大丑闻是在视察南京师范大学时，享用完一场豪华宴席之后，还想继续风流潇洒一番，遂命令校方为其组织美女学生充当陪舞。南师大的前身乃是赫赫有名的金陵女子师范大学，这所拥有教会大学传统的高等学府，如今也尊严顿失，为了讨好手上掌握着钱袋子的顶头上司，大学校长亦不惜干起“拉皮条”的勾当。而身为部长和院士，周济居然毫无政府高级公务员的职业约束和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在一名青春玉女陪同其跳舞之后，大大咧咧地将名片赠送给对方，并希望今后与之“保持联系”。
此事最早在大学内部的网站上被揭露出来，迅速传遍了互联网世界。周济在恼羞成怒之下，不仅没有引咎辞职，反倒变本加厉地展开对网络的镇压和封锁。从南到北，数十所大学的网站被强行关闭，甚至连一些大陆名校与港台大学之间进行学术讨论的论坛也遭遇灭顶之灾。于是，周济仍然风风光光地做他的部长，知道此丑闻的人只是互联网上的一小部分人士而已，广大中国的老百姓尚且一无所知。中国大陆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高官问责制度，否则周济必难以逃避公众的置疑。
闵维方：扼杀思想自由的帮凶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有一名北大学生问道：“在今年的早些时候，闵维方书记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大概意思是说对于有反动言论的老师应该清出课堂，我想您对这样的观点有什么评价？”李敖回答说，大学的特色是什么言论都敢接受，连癌症也可以研究，就没有什么言论是让人害怕的、不能讲的、反动的了。李敖一边回答，一边还不忘回头笑看脸色铁青的闵维方。李敖知道，有时候羞辱一下叭儿狗，主人是不会太在乎的。那一刻，是北大历史上最为耻辱的时刻之一。
那位提问的北大学生更让我感到欣慰，这是北大精神没有消亡的确证。我很担心这位勇敢的北大学弟因此受到压力。当时，闵维方书记坐在台上，这位书记大人只能以“校务委员会主任”的尴尬身份出席——如果以“中共北大党委书记”的身份出席，连中共当局也认为这个最有实权的职务是上不得台面的，换言之，“无法与国际接轨”。堂堂独一无二的执政党，此刻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地下党”。
在北大官方的网站上，关于闵维方的简历是这样公布的：“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北京门头沟煤矿井下采掘工、矿团委干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教育经济与管理）。”比起以前的几任北大党委书记来，闵维方的履历可谓金光灿烂——他拥有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理应是教育方面的“内行”。“六四”之后的北大党委书记如汪家璆、任彦申等人，均是来自党务系统的“党棍”，完全跟教育界不沾边，仅仅因为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企图加强对北大这一“重灾区”的控制，便空降到北大，成为最高决策者。他们在北大期间，对待自由思想就像在抗洪前线一样“严防死守”。在此背景下，当闵维方这位多年在美国求学和工作的“学者型官员”出任北大党委书记时，许多北大师生对其抱有良好的期望，认为这位“内行”也许能在北大倡导教育本位、学术自由，使日益衰亡的北大精神得以重新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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